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27)——莫言的“兄弟姐妹”
莫言说困扰他母亲一生的第一大问题就是“生育”,“我母亲生过很多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四个。在过去的中国农村,妇女生孩子,就跟狗猫生育差不多。”莫言大哥也说过:“母亲生过七八个子女,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四人”,“穷人家的孩子本就不值钱,尤其是孩子多了,那简直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地养着”,“我们农村养十个孩子能活五个就不错了”。 当时,他们都没有说明一点,这并不是新中国产生的问题,解放前的中国从来就是这种状况。据历史资料记载,中国人在1949年的平均期望寿命仅35岁;全国人口总死亡率却高达30‰。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中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0%,孕产妇死亡率为15‰。 莫言的“兄弟姐妹”为这些数据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前面已说过,他“母亲一生中生过八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其中六个孩子的出生情况是:1943年以前生他大姐(几天的时候就死掉了),1943年生他大哥管谟贤,1946年生他二姐,1948年左右生他三姐(几天的时候就死掉了),1950年生他二哥管谟欣,1955年生莫言。即使他母亲生那对双胞胎是1953年的事,也是旧中国留下的阴影。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妇幼保健工作。如山东卫生部门一解放就把改造旧产婆,推广新法接生,减少婴儿死亡率,预防产褥热作为妇幼保健的中心任务。莫言的小姑姑管贻兰(所谓莫言小说《蛙》中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高密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从1956年开始从事妇幼保健工作的。贯彻“6·26指示”后,各地又把新法接生妇幼保健与培训合作医疗女赤脚医生结合在一起,把新法接生列入女赤脚医生的必修必考课程等等。这些举措,为大大降低农村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实上,莫言“兄弟姐妹”的家庭,再也没有“养十个孩子能活五个就不错了”的威胁,生下的孩子个个健康。特别是他一直在家务农的二姐,连续生了三个女儿,第四胎还生了个一男一女的双胞胎。 去年,陈竺部长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不懈奋斗,我国卫生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73.5岁,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为13.1‰,孕产妇死亡率由1500
/10万下降为30/10万,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其中,这个人均期望寿命提高得最快的时候就是毛泽东时代。资料显示,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为35岁,世界平均水平是47岁;1976年,中国人均寿命65岁,高出了当时世界人均的57岁。人均寿命快速的提高是需要物质基础的,长期生活在饥饿、疾病和恐惧之中的人们,是不可能创造出这种奇迹的。 有评论说莫言被诺评委看中的《蛙》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结果人家没看到“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看到的却是“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 如果莫言在领奖的演讲中能够实事求是地讲讲通过“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取得的这个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表白,一种补救,也还可以算有一点中国心。可惜他不管不顾这一切,“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毫无技巧地让自己完成了一次从人到狗的蜕变。 ---------- 导读1—— 实事求是,不仅是衡量政治家的一个政治标准,也是量度一个文化人良心最好的尺度。 导读2—— 毛泽东时代人均寿命快速的提高的事实也是一座大山,一万个诺奖也越不过这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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