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28）

“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28）—— 莫言家的“二百九”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中了莫言的故事《蛙》，第一次把这个奖发给了中国籍作家。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这些故事，包括了莫言的民族、国家、家乡、家族、家庭和他本人，以及这些故事的传播和演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讲故事的人”（莫言）本身的故事。或许，这种比较真实的故事比莫言编写的故事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和所有的名人一样，这些故事，有真也有假；和所有的阅读一样，对同样的故事，从来是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下面，大于力求客观地从这些故事中抽取出“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并力图从中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正义”。

（二十八）莫言家的“二百九”

莫言在他的散文《吃相凶恶》中写过一个“二百九”的故事——

生活越来越好，红薯干终于可以吃饱了。这时已经是“文革”的后期。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我记得六婶把她女儿 头打破了，因为她赶集时丢了一毛钱。分了那么多钱，村子里屠宰组卖便宜肉，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也许更多一点，要犒劳我们。把肉切成大块，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的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 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为了某些需要，这个故事被《“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莫言的家乡和家族》等文章转销时内容有些变化——

直到“文革”结束前，管谟业终于可以吃红薯干吃饱了。这时他对食物的要求也渐渐高了。有一年年终结算，生产队分了他家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村子有人卖病死的猪肉，上面都是黄豆一样大的米虫，价格便宜，村里人都围着买。看见父亲舍不得，管谟业一个劲儿哭，最后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肉，回到家里煮熟了每人一碗。“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难受又幸福。”莫言回忆说。

这个故事还是有个时间模糊问题。若按“三年文革”的说法，后期应该是69年，14岁的莫言还可以一个劲儿地哭一哭；若按“十年文革”，后期已经是75年，20多岁的莫言就不太好一个劲儿地哭了。不过，这个故事最值得探讨的是“有一年年终结算，生产队分了他家290多元钱”。当年的290多元钱，不仅对农村来说是笔大钱，就是对工人来说也相当可观。大于那时候一年工资也就400多元钱，在城市生活要养一家四口，三个还没有计划物资，但是过年过节一样请客送礼（给长辈），哪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吃不饱饭，连买点肉吃都非要买病死的猪肉。

那个时候，莫言一家年终结算能够分得290多元钱，说明他家乡生产经济情况并不差。如果是75年，他家当时的情况是：爷爷奶奶不在生产队出工，母亲分工搞家务，大哥二哥都出去工作了，莫言已经到工厂做事，只交点钱给生产队买口粮。所以，参加生产队分配的主要是他父亲一个人的工分。一个劳动力，在扣除一年的开支和全家来年的粮款后，还能有290多元钱的分红结余，比起当年的大于，不知道要宽裕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大于当年都没有感到吃不饱饭，而家庭宽裕得多的莫言却会从来没有吃过一餐饱饭呢？

比较这个故事的两种版本，大于认为莫言的说法比较可信。就是说，他家当时买的不是什么病死的猪肉，而是村子里屠宰组屠的猪肉。当年生产队一般都办有集体猪场，逢年过节或者春耕秋收时杀头猪让社员改善一下生活，也是平常的事。不过，莫言说得不准确的是，生产队杀猪一般都是按人头分给社员，记账后年终再结算的。而且价钱比市场要低得多，再困难的家庭也不会不要。所以这个故事应该与那“二百九”没有直接的关系。再就是“把肉切成大块，煮了，每人一碗”也不正常。就是小岗村那样自私自利的地方，可能大多数的家里也不会这样分肉吃。难道莫言家的家风会比小岗村还要小岗？

媒体的版本就更不像话，人家莫言家里吃了一点便宜肉，就硬要说人家买的是“病死的猪肉”，甚至看见了肉“上面都是黄豆一样大的米虫”。自己无中生有地编出一通情节，最后引用莫言几句话打个引号，就都变成莫言经历的故事了。看起来是捧莫言，实际上是害莫言。莫言现在之所以这样臭，与一些媒体造假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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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 比较莫言的说法和媒体添油加醋后的说法，可见当前文风的恶劣。

导读2—— 大于发现莫言故意把馋和饿混为一谈，他的饿因主要来自于馋。但是他突出的是“饿”，因为“饿”才能描黑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