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0）

“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0）—— 一个不应该遗忘的“红高粱”故事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中了莫言的故事《蛙》，第一次把这个奖发给了中国籍作家。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这些故事，包括了莫言的民族、国家、家乡、家族、家庭和他本人，以及这些故事的传播和演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讲故事的人”（莫言）本身的故事。或许，这种比较真实的故事比莫言编写的故事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和所有的名人一样，这些故事，有真也有假；和所有的阅读一样，对同样的故事，从来是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下面，大于力求客观地从这些故事中抽取出“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并力图从中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正义”。

（三十）一个不应该遗忘的“红高粱”故事

前一节说到莫言家乡人民公社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并指出，没有这些农田水利建设，今天的莫言也许还会在家乡吃“红高粱”，还要“半年糠菜半年粮”。

这个感想绝不是像莫言那样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它不仅仅有水利工程一类的实物证据，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莫言获奖后，他的大哥管谟贤也热了起来，2012年10月12日他在接受新浪读书访问中有下面一段对话——

新浪读书：莫言发布会中说现在本来是能看到红高粱的季节，现在却没有了。
　　管谟贤：红高粱早就不种了，高粱因为太难吃了，除了造酒没有什么别的功能。
　　新浪读书：这个高粱地是哪个时期种高粱？
　　管谟贤：是七十年代以前还大量的种，特别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这里公社干部到海南岛引进一种多穗高粱，种一个种下去像小麦一样分解很多，那个难吃，像石 头一样，磨出的面粉做个窝窝头可以打死狗，像石头一样。
　　新浪读书：所以这个高粱只限于几十年以前。
　　管谟贤：就是造酒，另外高粱全身都是宝，高密土话叫“挺秆”，就是秸秆上面的部分包饺子放在上面当盖帘，他那个皮揭下来编席子，都是用那个高粱。
　　 真的种就是为这个，再就是扎扫帚，都是高粱。

看了这段对话，大于有些疑惑。那个时候公社干部为什么要引进这样一种留笑话的高粱呢？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发现它的后面隐藏着一个不应该遗忘的关于“红高粱”的大故事。

高密曾经是红高粱独霸的天下，后来为什么消失了呢？有文章形象地说，因为这里进行过“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参考《消失的红高粱——一个村落和一个物种的历史》）。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就提出“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1958年，毛泽东同志再次提出，要把种子作为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之一。大跃进中，科研战线上良种研究的跃进可以说是全面出击，广泛铺开。水稻、小麦、玉米、高粱、红薯等都组织了一些科研团队。他们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有的在名称上还带有大跃进的烙印，如：小麦的“跃进8号”等新品种，水稻的“跃进3号”、“跃进4号”等。

在高密，经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昔日的不毛之地成为物产丰饶的脂膏之地，经过改造的盐碱地已经不可能再是高粱一统江湖。解放前不见踪影的玉米闯入了这块土地，“卷入这场战争的却不仅仅是玉米和高粱，中国的传统作物谷子（稷）、黍、麻甚至大豆也未能幸免。”

“好在解放后不久就开始有了氨水和磷肥，没有这些东西谁也不敢种玉米。”《高密县志》记载了1957年各种作物的单产：小麦129.7斤，高粱144.2斤，玉米168.6斤，谷子185.4斤。化肥的使用改变了玉米和高粱的对比，但还不足以成为决定这场战争的根本力量。在高密的人口从1951年不足50万人猛增到1957年的61万多人的同时，全国人口由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巨大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追求更高的粮食产量，1960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签发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要“多种高产作物”，“根据需要和民食习惯，适当地发展玉米和薯类等高产作物”。在这场农业改革中，高粱被视为低产作物逐步淘汰。

但是，对高粱杂交优势的科研仍在进行。管谟贤说的那种“做个窝窝头可以打死狗”的高粱，指的是“1969和1971年，高密县政府两次派出杂交高粱制种队，远赴海南岛陵水县和雷州半岛徐闻县，配制了原杂10号和原杂14号两种丰产高粱。这两个品种的推广曾一度使高粱播种面积提高到粮食作物的11%。”据说原杂10号高粱的“杂种优势强,秆粗壮,穗型大而中散,籽粒品质较好,产量高,一般亩产800—1,000斤;同时耐旱、耐涝、耐溃,后期灌浆能适应低温,秋季再生能力强,十分有利于一播两熟(春播一熟加再生一熟)栽培。” “但是因为这种高粱所含单宁比较高，人畜均不喜食，最后不得不停止种植。”

也就是说，对高粱杂交优势的科研至少在高密是失败的。因为失败了，所以人们遗忘了他们，连管谟贤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提起他们也连讽带刺，不留情面。

现在，一说起中国粮食问题的突破，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杂交水稻和袁隆平，甚至只知道袁隆平，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袁隆平团队不过是成千上万良种研究队伍中，攻克水稻杂交高地的幸运者、佼佼者和优胜者。在袁隆平的背后，不仅有无数的参与者、组织者和支持者，还有许多像杂交高粱在高密一样遭遇的“失败者”。他们在探索中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可能比研究杂交水稻也不会少，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他们的探索同样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今天我们这些吃饱了饭的人，对他们曾经的失败，不仅没有嘲笑的权利，而应该不忘他们作出的奉献，在提到他们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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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 中国人还不应该忘记，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从大跃进开始的，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重大突破和全面推广的。

导读2—— 如果没搞水利建设，说不定杂交高粱就会在高密胜出，今天的莫言就得吃那“可以打死狗的窝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