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我们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用空泛的词句来回避对客观情况的分析.(p.188) １８５０年秋天，马克思断然地说：现在，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欣欣向荣的时期，“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①(p.190)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第５１４页。 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关于不久将来的“真正的革命”的可能性、关于基本的“运动形式”、关于起义以及起义的准备工作的问题，但是一个进行斗争的政党必须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解答这个问题，不能支吾搪塞，不能含糊其词。一个不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政党，就不配称为政党。(p.191) 镇压革命，这是最大的国内战争，是反对全体人民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消耗不亚于对外战争，而且它破坏的不是别人的国家而是自己的国家。(p.193-194) 考茨基说：”我们应当修正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所陈述的观点，也就是街垒战的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的观点。事实上过去了的只是旧的街垒战术的时代.”(p.194-195) 拿起义当儿戏是与工人政党的名称不相称的。....一方面号召起义，同时又不从军事上认真作好起义的准备，不相信起义，那就是随便玩弄起义。(p.196-197) 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 当争取自由的斗争达到势必爆发公开的国内战争的时候，立宪幻想是十分有害的.(p.202) 新的街垒战术，从总的方面证明了人民甚至可以同现代的军队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p.203) 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企图在纲领和策略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只能导致烦琐哲学和学究气。....。这就是说，纲领和策略之间的差别只是相对的。....这就是说，急于建成一座永久性的大厦是办不到的。(p.224) 土地国有的要求远不是随时随地都是革命的。(p.225) 农民在其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通过自己的先进代表，必然要提出并且已经提出了废除全部土地私有制的要求。(p.226) 马克思主义十分肯定地证明，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也是可能的、可以设想的，它不会阻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是土地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最高限度。(p.227) 在土地问题上只能采取下面一种立场：在一般存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反对地主所有制，而拥护农民所有制，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反对土地私有制，而拥护土地国有。(p.227) 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看不仅把土地所有权，而且把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本身也交给全社会掌握。这是不是说，社会主义者想违反小农的意志而从他们手中夺取他们的土地呢？不是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建议做这种蠢事。（p.229） 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并且归根到底全部服从于生产关系。如果不根本改变国家形式（在目前经济改革的情形下，这种改变只有按民主的方针来进行才是可能的），如果“人民”或农民想要消灭最巨大的一种土地私有制的时候不想反对整个土地私有制，那么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根本措施就是不可思议的。(p.231-232) 任何这种半民主的、实际上是反动的国家的全部客观含义无非就是：牺牲一些最无关紧要的特权，以保住地主资产阶级的和官僚的政权的根基。(p.234-235) 天真地假定能在反动的中央政权下实行地方民主自治并进而假定这种“自治”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那就是为我们树立了想入非非或极端政治天真的绝妙典型。(p.235) 号召不用农民起义的办法，而用同地主勾结、同反动中央政权勾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都是号召不用革命的方法，而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p.236) 在政治上，也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一样，不前进，就要倒退。(p.237) 不要信赖任何业主，哪怕是小业主，是“劳动的”业主。只要商品生产继续存在，就不要被小经济迷惑。(p.237) 让小资产者的思想家们去想出土地平均使用制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吧。我们对这个问题，对新俄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俄国的根本问题要回答说：农村无产阶级应当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独立地组织起来，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p.238) 始终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警告他们不要被小经济制度所迷惑，因为它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情况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最后，向他们指出必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手段。(p.241)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先知和普列汉诺夫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先知是预卜事件的未来，而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事件过后才说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吃完了饭才把芥末端上来。....总之，当问题已经失去尖锐性的时候，当饭已经吃完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才把芥末端上来，才表现出司徒卢威之流的先生们所喜欢的……对往事的英明和远见。(p.244) 没有起义和起义的环境，革命自治就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和有害的儿戏。(p.245) 专政就是（请基泽韦捷尔、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p.258) 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p.258)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局的客观政治环境。(p.262) 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错综复杂的解决办法和路线，——斗争中有妥协，妥协中又有斗争。(p.270) 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例如普列汉诺夫，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并且特别强调“反动派力图孤立我们，我们也应当努力孤立反动派”的策略时，他就忘记了这一点。他说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太一般化了：不论对１８７０年的俄国，还是１９０６年的俄国，或者任何时候的俄国，以及对非洲、美国、中国、印度都笼统运用这一原则，那就十分可笑了。这样的原则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因为整个问题在于确定：什么是反动派，为了孤立反动派应当同谁联合，应当怎样联合（或者不是联合，而是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p.273) 那些要求全部没收地主土地的农民群众，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立宪民主党人却不希望这样做，可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两部分从事的政治活动无论就形式还是就内容都是大相径庭的。(p.274) 实行“立宪专制”，制造和散布立宪幻想，就成了维护专制制度的唯一可能的办法。从专制政府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唯一明智的政策。(p.275-276) 不久前我在一位很有学问、十分友善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寓所里作过一次政治问题讲话。我们发生了争论。主人说：请你这样设想一下，我们面前有一只猛兽，一只狮子，而我们两个是送给它吞食的奴隶。我们进行争论是时候吗？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最英明、最有远见的社会民主党人格·瓦·普列汉诺夫说得好，他把这叫作“孤立反动派”，我们不就应当这样做吗？我回答道：例子举得很好，我也借用这个例子。但是，如果有一个奴隶主张找武器来向狮子进攻，而另一个奴隶在斗争正进行的时候，望着挂在狮子胸前的上面写着“宪法”两个字的围嘴，大声喊道：“我反对暴力，无论是从左面或者从右面来的”，“我是议会党党员，我站在宪法的立场上”。在这种情形下，一头泄露了大狮子的真实目的的小狮子，在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方面，要比那个被狮子吞食、散布对狮子围嘴儿上写的宪法的信仰的奴隶更有用，难道不是这样吗？(p.276) 妥协分子和变节分子在战争期间甚至比敌人还要危险。(p.279) 只要有尸体，就总能找得到蛆虫。(p.280) 我们先要指出“革命旋风”时代的第三种行动“方法”：人民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暴力者。(p.286) 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不承认任何人制定的任何法律和任何准则。不受限制、不顾法律、依靠强力（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意义讲）的政权，这就是专政。(p.286) 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压迫人民、压迫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压迫少数人，压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压迫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的政权机关。这就是压迫人民的专政同革命人民的专政的区别.(p.287) 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条条和形式。(p.287) 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p.288) 当阿夫拉莫夫率领哥萨克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时候，这就是压迫人民的军警专政。当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只会劝导、训诫、叹惜、责难、哭诉、埋怨，而是会同暴力者作斗争，他们没有小市民的狭隘性，而是有革命的精神）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时候，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这就是专政，这是人民对阿夫拉莫夫实行压迫的政权，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p.289)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无非就是这个意思.(p.289) 最后，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为什么说它仅仅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呢？因为全体人民经常由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而遭到极残酷的折磨，有的人肉体上受了摧残，饱受惊吓；有的人精神上受了毒害，例如受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的毒害，或者不是受理论毒害而只是受偏见、习俗、陈规的毒害；有的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就是所谓庸人、小市民，他们最会逃避激烈的斗争，对它不闻不问，或者甚至躲藏起来（可别卷进这场搏斗挨了揍！）。这就是为什么说实现专政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可是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p.289-290) 就革命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革命正是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对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的仇恨，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动迸发出来了，而且不是通过个别人物的行动而是通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迸发出来了。(p.290) 人民采用这些非法的、越轨的、没有计划和没有系统的斗争手段，如夺取自由，建立没有人正式承认的新的革命政权，使用暴力对付人民的压迫者——这样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这是俄国历来最优秀的人物对自由的幻想正在变成实践，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实践的伟大时代。(p.291) 立宪民主党人所以是小市民的思想家，就因为他们把庸人的观点用到政治上、用到全民解放的问题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这样的庸人简直是道德上的畸形儿，但是就整个社会生活来说，小市民的道德上的畸形——我再说一遍—— 决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品性，它也许是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庸俗法学的偏见造成的。(p.291) 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p.292) 历史时期的更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偏爱为转移的。(p.296) 正是革命的时期比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进步的时期，规模更广，更丰富，更自觉，更有计划，更有系统，更勇敢和更鲜明地创造着历史。(p.296) 是的，我们革命者决不想否认反动时期的革命作用。我们知道，社会运动的形式是会改变的，历史上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创造时期会变成这样的时期：表面上四处平静，被苦役和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的群众默不作声或者在沉睡（看上去是在沉睡），生产方式特别迅速地革命化，人类理智的先进代表的思想在总结过去并且建立新的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在欧洲，１８４８年的革命被镇压以后的时期的特点是空前未有的经济进步和思想探索，后者至少产生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总而言之，“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的来临，有时就象一位政治活动家被投入监狱能促进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一样。(p.299-300) 当立宪民主党人讲到对合法性采取浪漫主义的藐视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采取贵族老爷式的卑视态度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这些响亮词句所蒙蔽而忽略其真正用意。这句话的真正用意只能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对人民的革命主动性的恐惧。(p.303) 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p.303) 在争取真正议会制的斗争中，再没有什么比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分子”更加危险的了。(p.305) 你们中间那些直接散布最有害的立宪幻想的人，简直就是反革命分子。(p.305) 小资产者在世界各国，在任何政治局势中，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他希望摆脱资本的压迫并且巩固自己作为小私有者的地位。这一任务实际上没有解决，从现代社会的本身结构来看，小资产者的动摇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此，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会认为：可以设想工人或者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起义农民表现出的革命主动性，不会把某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反动派方面去。只有小市民的骑士们才会对这一点感到惋惜。(p.309) 无伦在农民群众或者无产阶级中间还有大批有斗志的人，他们坚决要求的是人民自由，而不是妥协，不是打了折扣的人民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起义还是不举无伦在农民群众或者无产阶级中间还有大批有斗志的人，他们坚决要求的是人民自由，而不是妥协，不是打了折扣的人民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起义还是不举行起义难道能由某个政党的意志决定吗？(p.310-311) 觉悟的工人对俄国小市民（立宪民主党人是政治上的典型小市民）说：起义不是由自由派的意志而是由专制政府的行动以及革命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的提高和愤怒情绪的增长决定的。(p.311) 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远远地离开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妥协分子，因为这些妥协分子劝我们解除武装，因为他们宣传妥协和矛盾缓和等等，这对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会立即在实践中起到极其有害的影响。(p.311) 为了争取真正自由的真正斗争的利益，我们应当远远地离开要人民代表机关同专制制度妥协的妥协分子，因为这些妥协分子劝我们解除武装，因为他们宣传“政治和平”和立宪幻想，这样来模糊人民的公民意识。而这些妥协分子，所有这些立宪民主党人，这些屈服于暂时的情绪和暂时的印象的人，现在叫喊无产阶级有被孤立的危险的人，决不是人民，决不是群众，决不是力量。真正的群众是革命的农民，是真正的城市贫民。我们不会远远地离开这些群众，我们要号召他们抛弃立宪幻想，号召他们进行真正的斗争，号召他们举行起义。(p.312) 危险的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集团也会被这种华丽的外表弄得眼花缭乱，一味地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选举联盟，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采取“灵活态度”的政策，而不愿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明确地指出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指出它的立宪幻想的危害性以及它的“妥协”策略的巨大危险性。(p.312-313) 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总是满足于新鲜事物的暂时光辉，满足于一时的“进步”，我们应当看得更远更深一些，应当立即指出这种进步中哪些方面是倒退的基础和保证，是表现了已取得的成就中片面的、狭隘的和不巩固的东西，因此必须在其他形式下、在其他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p.316) 企图预测革命未来步骤的确切形式和日期是可笑的。重要的是注意到运动无比广大的规模和全体人民的无比丰富的政治经验。(p.31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 如果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我们俄国真正实现了民主共和制度，那么不仅整个俄国的，而且整个国际的运动的形势都会推动我们实行国有化的。(p.326) 防止复辟的唯一的保证是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怎样解决问题（地方公有、分配土地等），复辟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简直是不可避免的。(p.327) 俄国革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如资本家、地主、金融资产阶级等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p.327) 只有尽可能坚决地进行革命，由革命的阶级直接进行革命，尽量少让中间分子、妥协分子和各种调和分子插手，使革命真正进行到底，才是防止复辟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保证。(p.328) 实行官员民选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p.328) 没有彻底的政治革命，就根本不会有土地革命或者不会有比较巩固的土地革命。(p.329) 如果土地革命的胜利不是以革命人民夺取政权为前提，土地革命就是空谈。如果没有革命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条件，那就不是土地革命，而是农民骚乱或者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p.330) 只有国家成了完全民主的共和国，只有彻底实行了官员民选制度、取消了常备军等等，把土地交给公家才可能对农民很有利，并且一定会很有利。(p.334-335) 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问题的总结发言 我们不能强制地采取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p.340) 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发言 在这里批评和“争论”是必要的，不过批评必须是公开的、直接的、明显的和清楚的，而不是吹毛求疵、恶意中伤或咬文嚼字的讽刺挖苦。(p.353-354) 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 在战斗的关头，事件本身将会向工人群众指出正确的策略。(p.363-364) 《列宁全集》 第13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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