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惊魂诡案（10）

红朝惊魂诡案（10）—蓄意谋杀卞仲耘

前面扯了这么多，那么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卞仲耘之死，是故意伤害致死，还是蓄谋谋杀。

首先，还是回到文革的开始。老毛和刘少奇、邓小平有矛盾，这是无可否认的。这之前的恩怨，我没有研究过，我的推理，从1966年5月15日开始。

时间回到1966年的5月15日，南霸天终于获得了他蓄谋已久的职位：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军委日常事务。南霸天终于掌控了中国的军权。老毛失去了自己的权力，非常愤怒。为了夺权，在第二天发表了5.16通知。5.16通知被认为是文革开始的标志。

---------5.16通知

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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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回顾卞仲耘之死，就是要看一下，5.16通知，到底是老毛争权，还是确有所指。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卞仲耘、1966年红八月、大兴惨案、广西吃人惨案、湖南道县惨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惨案，都是南霸天纠集一帮利益集团所策划和执行的，那么5.16通知确实是正确的有预见性的。

南霸天一获得军权，就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见吴德回忆录）

1. 改组了北京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控制了北京的军权。

2. 改组了北京的市委。调入李雪峰、吴德，主管北京市委。控制了北京的政权。

3. 改组了北京市公安局，先后逮捕了8名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副局长。

大家要把历史对照起来看。吴德回忆录没有写谢富治是怎么当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但是从时间上推断，谢的位置，应该是南霸天通过首都工作组安排的。

1966年8月的“红八月”惨案，以及1966年8月31日杀害300多人的大兴屠杀惨案，控制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谢富治，以及谢背后的南霸天，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北京各大、中学校陷入混乱。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了解情况，领导运动。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打死卞仲耘，追查真相，很多人都以为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阴谋。真相真的如此吗？

1966年6月3日，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北师大女附中。

我手欠，查到了这些信息。

当时的共青团负责人，第一书记是：胡耀邦！!!

由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胡启立亲自带领工作组来到学校。

http://www.xujuneberlein.com/rem47.html

这个胡启立，于1978年至1980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

上世纪80年代，胡启立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先后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1980年—1982年），中央办公厅主任（1982年—1984年），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1987年11月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被免去常委职务，仅保留中央委员。

呵呵，标准的团派干部，1989年动乱，因支持胡乱邦被免职！！！

（以下内容见：王友琴写的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 负责人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 样的人来说，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 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 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另外一个罪状，就是乱搞男女关系。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即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 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组负责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向邓小平的汇报，西城区的“划类”结果 是：北京西城区的61所中学，一类33％，二类333％，三类584％，四类5％；476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4％，二类42％，三类40％，四类 14％。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都被定为“四类”。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

中国的团派，最擅长搞的就是阴谋诡计。一个是借口没有录取刘少奇的女儿，趁机抹黑刘少奇；另外一个，就是用男女关系抹黑。

看一下谷开来的案子，也是用男女关系来抹黑对手。

团派真是中国最恶心的一个派别。团派里姓胡的，又是极品中的极品：胡乱邦，胡启立，胡蟹帝，大家终于可以见识一下他们的真面目了。

大家看一下邓小平和刘少奇的态度：

7月5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从谈话记录可以看出，邓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报告打了一次，邓小平立刻强调了不要打人。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性的“揭发”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揭发问题，逐一检查交代，分批检讨过关，然后对“问题”大的人“定性处理”，最后，在秋天结束“运动”。

最后，我们再问一下，为什么选择了卞仲耘？

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 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 江青要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

选择了卞仲耘，是因为卞仲耘和老毛、江青关系很近。迫害卞仲耘，消息可以很快传到老毛的耳朵里去！！！！！

果然如幕后黑手所料，工作组的行为激怒了老毛。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7月29日，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部撤走。

8月上旬，老毛跟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开会，进行斗争。老毛在8月5日，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幕后黑手为了激化老毛跟刘少奇、邓小平的矛盾，在8月5日那天，打死了卞仲耘。因此，卞仲耘的死，完全是一个蓄意的谋杀！！！

卞仲耘死后，刘仰、宋、邓楠等人，向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德汇报。北京市委也派人去学校调查。改革开放后，北京市委的李雪峰、吴德，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都遗忘了。

周总理办公室也派人到学校调查，老好人周恩来为了避免最终的摊牌，叮嘱不得外传。暂时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

幕后黑手一不做，二不修，由谢富治于1966年8月18日，安排宋彬彬给毛主席带红袖章，然后通过报纸大肆宣扬，又通过谣言，制造宋彬彬打死人的传说。终于酿成恐怖的“红八月”，仅在北京就打死了1700多人。

谢富治更一手策划了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大兴的大屠杀。

吴德、李雪峰记不住卞被打死的事情，但是吴德居然记住了，红八月形势失控，让谢富治都感到害怕。谢想制止，被老毛给阻止了。

吴德的这个伪证，以及炎黄春秋对吴德以及吴德伪证的大肆宣扬，暴露了这个凶手集团的冰山一角。

动乱终于传到了老毛的耳朵里。老毛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吁。至此，老毛跟刘少奇、邓小平的矛盾彻底激化。不久刘少奇、邓小平就被拿了下来。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