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一）

（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书第一章：“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以分为五节来来读：

第一节  一九四九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

　　

毛泽东在这年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一段讲话：“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这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这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扩音器里不断地传出毛泽东宏亮的声音：“同志们万岁！”

　　人民拥戴毛泽东，毛泽东热爱人民，两种真挚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试验，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败了。中国依然没有找到出路。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才取得胜利，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泽东也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更为不易。这一点，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来了。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新生的政权，新中国刚诞生，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面临着三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对内，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残破的局面下，以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争取同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第二节 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四百万人的大军。毛泽东为这支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付出巨大的心血，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一九二七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起，二十二年来，毛泽东的生活、工作与战斗，始终同这支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也就是这支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开国之初，毛泽东仍以很大的精力放在指挥人民解放战争方面。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不久，在规划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时，就已定下来了。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四野战军渡江后，占领两湖，十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得到完满实现，而且比预想的更为顺利。

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歼灭白部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对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 “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中国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香港、澳门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实现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都根本改变了。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统一，是由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保障的统一，是建立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

第三节  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毛泽东从现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情况、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向着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地区迅猛发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八月九日至十四日，北平市举行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把它作为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紧紧抓住，连续转发了一批典型经验，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这一件大事做好。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向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汇报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收到此电，十分高兴，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随即将饶漱石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 ⑩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第四节  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毛泽东还亲自作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说的这一席话，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一九五0年五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个意见书，反映苏南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征粮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问题，并提出补救办法的建议。毛泽东先后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发指示，要陈丕显派专人或者自己亲自对这三个县作一次调查，“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并且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毛泽东这样认真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内部党与非党的真诚合作关系。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九五0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中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第五节  建立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制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

　　一年后，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更加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

毛泽东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正如毛泽东在建国七年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泽东还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而成为中华大地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上。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总的来说，本章对毛泽东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都作了比较准确的叙述和评价。采用了若干尚未公开发表过的新材料。

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建立新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合作制度等方面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经成立就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方针，而不是“闭关锁国”。

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现在的一些党政官员对人民群众的来信和来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有的甚至提出了“坚决打击上访”的反人民口号！

在阅读本章时建议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下几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