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持阶段

论相持阶段

远航一号

            两三年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与路石同志探讨，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持阶段。从1992年至2007年，中国资产阶级是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中国无产阶级基本上是被动防御的。到了2007年前后，一方面大规模的私有化已经结束，以私有化为主要形式的资产阶级进攻告一段落。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的结构、数量、阶级意识都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达到一种相对均衡。这种均衡当然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是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前提、为条件的。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均衡也酝酿着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条件，酝酿着资产阶级统治崩溃瓦解的条件。当这种酝酿逐渐成熟的时候，就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好了准备。

            “相持阶段”这个说法借鉴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观点。毛主席认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必然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短期来看，日本帝国主义拥有暂时的军事优势，是个强国，这就决定了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遭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又是个小国，少兵临大国，其侵略战争是必然失败的。

            两三年前，我们对于中国阶级斗争的相持阶段将采取什么具体形式仍然不甚明了。当时中国泛左派（即中国政治舞台上广义的革命和进步力量）的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薄熙来的重庆探索方兴未艾，颇有些“百团大战”的样子。然而，百团大战的后果是暴露了当时共产党、解放区尚不十分强大的实力，必然招来日蒋汪的联合封锁和围剿。百团大战之后，解放区进入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从目前形势看，中国的左派（包括马列毛左派和其它进步政治力量）也正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当然，与历史上的革命先烈相比，我们这点困难实在算不得什么。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政府还没有对左派进步人士展开大规模的逮捕，更谈不上杀害。无非是资产阶级媒体压制我们，资产阶级政府封我们的网、删我们的贴。无非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左派对革命前途发生动摇、丧失信心。另外一些同志或者朋友虽然口头上十分坚决、十分“革命”（或者坚信“左转”），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所适从，处于茫然的状态。

这样的困难时期，在目前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还会持续一个时期。中国的马列毛左派，也只有经受住眼前困难时期的考验，才能迎来未来胜利的曙光。

中国工人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

            目前在中国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当然，资产阶级内部是有不同派别的，不同派别分享政权的份额有大有小。但是，总的来说，资产阶级各派在政权里都是有份的，不存在某个脱离于政权之外、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自由资产阶级”。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不掌握政权，但是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活跃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里，小资产阶级决不是“小的资产阶级”。这是一些同志经常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一般是指这样一种社会集团，他们在形式上是雇佣劳动力，但是由于他们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比较高（通常超出一般劳动人民所能负担的能力），也由于他们通常从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正常运行比较重要的工作，他们拥有显著高于一般无产阶级的收入，有较大的机会向上“流动”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队，并且有较大的机会（通过出国留学等形式）加入能提供较高报酬的国际劳动力市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一般包括各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等所谓“自由职业者”，大致相当于现在社会上一般称谓的“小资”、白领、中产。现代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通常不包括社会上的小业主集团。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暂时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1989年之前，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主要是两种力量：官僚资产阶级（内部也分为“左”、中、右各派）和当时主要是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是在政治上十分不自觉的状态下被动卷入了1989年的政治运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政治舞台上和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左派。极个别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孤立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上的一些角落。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形势开始初步发生变化。在大学校墙内，开始出现了一些对私有化“改革”以及“全球化”批判的声音，这就是所谓的“新左派”。那个时候，“新左派”完全是阳春白雪的，是很“高雅”的，也是脱离社会的。

但是“新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改革共识”初步破裂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教育、就业、医疗和房地产市场的重压下碰得头破血流，这种共识的破裂就更加加深了。于是，到了本世纪初，中国的泛左派成为一支社会力量，并且一度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局面。

本世纪初至现在，中国泛左派的社会阶级来源，主要有这样几个部分。首先是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以及作为他们意识形态代表的“左派”知识分子，也包括追随这些左派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其次，是从原来的特权官僚阶级中被排挤出来、不同程度上仍然保留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信念的“老左派”；第三，是文化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害的一些原“造反派”积极分子；第四，在反私有化斗争失败后，一部分原来国企工人斗争的积极分子（“老工人”）开始积极投入政治斗争，从而给左派引进了工人阶级的因素。

2007年以后，中国出口制造业集中的沿海地区开始出现罢工潮，资本家开始叫嚣所谓“劳工荒”，媒体和资产阶级学界开始承认所谓“二代农民工”的出现。这些社会现象说明，中国的新一代工人阶级（以农村为主要来源、以私企和外企为主要工作场所、完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长起来）不仅已经形成，而且已经普遍开始展开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开始出现了初步的阶级觉悟。

在这个阶段，中国新工人的斗争不仅与泛左派的政治社会活动相隔离，与老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也基本上处于平行而不交叉的状态。虽然有少数左派积极分子，试图做工人工作，甚至直接下厂当工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左派工作者成功地在政治上影响一部分工人的案例。

事实上，不仅左派在做工人工作方面乏善可陈，财大气粗、拥有媒体支持的自由派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一些个别的工人对于自由派的媒体、法律援助不可避免地会抱一些幻想。但是在中国具体条件下，资产阶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是不可能真正损害资本家利益的，尤其不会损害出口制造业资本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派企图通过“和平理性”的方法拉拢工人阶级的空间并不大。同时，自由派由于其阶级本性，本能地反对工人一切会损害资本家利益的斗争（比如罢工斗争）。

所以，到目前为止，真正从新工人出身，下决心投身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而在群众中又有影响力的积极分子，不仅左派没有，右派也没有。这与老工人是有很大区别的。

中国工人阶级必然登上政治舞台

          在以往的文章中，我曾经说明，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半外围国家，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必然导致资源枯竭、环境崩溃，而且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正如宣武同志文章所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是，面对这个越来越强大的工人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又没有办法到外面去掠夺殖民地、攫取超额利润，因而就不能够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正在一步步陷入其中、不可自拔的困境。

            虽然中国工人阶级迟早要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是当前还不是。目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和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尚处于成长和发展的阶段，中国阶级斗争在目前的态势也只能是相持阶段。

            目前很多左派同志都提出，要大力做工人工作，也有不少青年同志做了许多深入工农的努力。但是总的来说，努力者多，收效者少。当然，深入工农的工作，在青年同志接受工农再教育、培养阶级感情、增进对工农了解等方面还是有很大收效的。但是，如果说到在工人同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乃至培养革命积极分子，那就收效甚微了，甚至说毫无收效也不为过。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同志工作不努力，也不完全是缺乏经验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当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特点以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今天的中国工人运动，不再是半殖民地反封建条件下的工人运动，也不是像印度那样一般资本主义外围国家的工人运动，而是在社会主义失败以后经历了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的工人运动。

            因为中国是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这就决定了，今天中国的工人，哪怕是新工人，也是受到过基本教育的，是有一定社会见识的，是具备一定组织能力或潜力的。因此，今天的工人，即使没有外来知识分子的帮助，也可以因地制宜地根据自身具体的条件开展经济斗争。凡是在力量对比有利的地方，工人即使没有工会（见宣武同志文章）照样可以组织起来开展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让步。

            这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工人运动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中国工人被国内外反动派残酷压迫，完全没有或很少有组织起来斗争的观念，又加上很高的文盲率以及封建观念的束缚，如果没有外来知识分子的帮助，是很难在短期内组织起来的。在那种情况下，同情或者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不仅对于工人的政治斗争是必须的，对于工人的经济斗争也是必须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中去寻找阶级基础，同时也可以给工人阶级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

            而在今天的具体形势下，我们（左派知识分子）是实实在在地有求于工人阶级的（要依靠工人阶级做阶级基础），而工人阶级至少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离开了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照样搞斗争，而且往往搞得更好（知识分子无非是给工人出一些诸如工会、非政府组织一类华而不实的主意）。在这种情况下，马列毛左派要想在短期内与工人阶级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这种困境不仅对于左派存在，对于自由派照样存在。

            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是经济斗争。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必然走向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既不是“民主革命派”同志主观想象的什么争取自由、民主，也不是托派同志主观想象的社会主义工人自治，而一定是从中国工人运动的现实发展逻辑所引申出来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无论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斗争，只能是工人阶级的现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的产物。

            首先，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共产党宣言》所论述的导致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一切条件不仅在当今中国存在，而且更加突出、更加具体。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将越来越强、规模越来越大、组织性越来越高，这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机；不是普通的周期性危机，而是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机。这是由中国资本主义依赖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出口制造业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一旦资源枯竭、环境崩溃、工人阶级斗争高涨、世界市场萎缩，中国资本主义的末日就到了，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第三，因为上述两点，这就决定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低要求一定会超越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最大界限。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低要求就会上升为政治要求（因为这种要求这时只有通过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够实现），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因此上升为政治斗争。这就是革命形势的来临。

            中国工人阶级现在与未来的政治要求不会脱离工人阶级现在与未来的阶级觉悟水平，也不会脱离现在与未来中国具体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国未来的核心问题，不是形式民主与形式自由问题，而是未来的、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危机由哪个社会集团来负责，由哪个社会集团来负代价的问题。资产阶级，为了挽救其自身的危机，一定会努力将全部成本转嫁到工人阶级头上（以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头上）；而已经强大起来的工人阶级一定会坚决拒绝。首要的斗争形式当然是罢工。但是罢工不能当饭吃。

            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必须要破资本家的财。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完全可以理解的。与二十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是破不起财的，一破财就要整体完蛋。这是由中国资本主义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腐朽的中国资产阶级

            就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特点来说，只有依靠残酷地剥削广大的“廉价劳动力”，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才有“竞争力”。如果劳动力不再廉价，资本主义就不再有竞争力，资本主义的活力、生命力也就没有了。

            就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来说，它是从社会主义时代的特权官僚阶级演变过来的，它的暴富主要是依靠鲸吞社会主义时代积累起来的全民财富。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合法性”特别脆弱。一旦认真地搞“再分配”，就不能不涉及反腐败问题；一旦认真地反腐败，就不能不涉及清算非法私有化问题；一旦真正清算了非法私有化，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就要破产。

            中国资产阶级又存在于“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家用脚投票、裹挟资本外逃是比较方便的。这就使得资产阶级国家投鼠忌器，丧失了为了维护本阶级长远利益而暂时伤害一些个别资本家利益的能力。然而，一个统治阶级，如果不能经常地将其内部的一些败类清除出去、同时对于另外一些败类加以约束，是决不可能长久的。

            一旦中国爆发革命，腐朽的中国资本家们，决不会殚精竭虑努力挽救本阶级的危亡。一旦第一波的镇压失败，大批资本家就会马上收拾细软、举家外逃。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凝聚力、向心力、维持“执政”的能力将是很差的。

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

            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不是要求资产阶级破财的唯一的政治力量。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也会加入进来。

            本来，中国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坚定拥护者。这种情况，到了本世纪初开始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正在逐年加快。

            过去，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特别是在2008-200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光靠牺牲工人阶级利益已经不足以保证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了。

            因为世界市场开始萎缩，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工人阶级也加强了斗争，中国的资产阶级要寻找新的剩余价值来源，就不能不动小资产阶级的“奶酪”。教育私有化、医疗私有化、房地产泡沫实际上都是牺牲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房地产价格主要是地价，而地价无非是资本化的地租，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房价以及各种“服务业”价格上涨，就大大提高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负担不了这种成本的，就沦为蜗居、蚁族、屌丝。

            过去只是工人遭受矿难、断手断脚。小资只要表表“爱心”，就没有良心问题了。毒大米、毒奶粉泛滥，小资咬咬牙，还可以买进口奶粉。现在好了，雾霾，连资本家都没得跑，小资往哪里跑？

            小资只能“抗争”。当然，在未来若干年，还会有一部分小资跟随自由派跑，还会有一些小资自愿为南方系充当炮灰。但是小资也是要吃饭的，就算脑子被洗了也还是有脑子的。资本主义危机真来了，小资逼急了也是要咬人的。危机来了，“27亿”的事情还能捂得住吗？不清算能行吗？雾霾还能耗着不解决吗？要解决雾霾，能只动“两桶油”而不动山西、内蒙、浙江的煤老板吗？

相持阶段的左派

            薄熙来事件后，左派的组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目前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乌有之乡。在薄熙来事件后，乌有之乡原来就不多的与老工人的联系已经基本上完全消失了。目前，乌有之乡的主要社会基础，一是民族主义“左派”知识分子，二是红二代“左派”。后者是资产阶级中目前较为弱势、较为边缘化的派别，靠着与最上层有某种“血缘”的联系勉强虚张声势而已。

            原来以“老左派”为基础的几个小团体，如旗帜网、东方红网，目前在政治上已经边缘化，作用不大。

            以各个地方原文革造反派为基础形成了若干小宗派团体，一般都自称“革命派”，其中又分裂为民主革命派、社会主义革命派等；但是除了在洛阳等少数地方外，一般与工人阶级没有联系，在小资产阶级中也没有基础。

            在一些大学校园，出现了一批以学习马列毛为主要形式的青年学生小组；其中有一些，还做了大量的工人调查的工作。这些小组所做的工作、参与的人数远比社会上一般所了解的要多，并且目前普遍处于上升发展的势头。这是有客观必然性的。

            一方面，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仅要剥削工人阶级，而且要剥削小资产阶级，这就促使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激进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大学也不可避免地要吸收一些来自工农阶级的学生。这些工农阶级的学生，有一些当然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向上爬、出人头地；但是也必然有一些，能够保持工农的本色，并且在大学环境中接触到革命思潮，并获得初步的革命觉悟。

            在中国阶级斗争的相持阶段，争夺小资产阶级，将是左、右派之间以及泛左派内部各派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内容。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