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5)—— 井底之《蛙》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的中国有史以来农村医疗发展得最快和最好的时期。为了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连著名的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曾深入农村巡诊,可见动作和影响之大。作为那一段时间生活在农村的莫言,不但清楚当年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带来的巨大变革,而且亲眼目睹过下乡的巡回医疗队在自己家里救自己母亲命的过程,却居心叵测蓄意地去抹黑那段历史,就不能不要受到人品和人格的拷问了。 除了不应该发生的时空穿越,莫言之《蛙》对新中国计划生育的基本认识也是一只井底之《蛙》。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谁都知道人口多,底子薄,人口增长过快,吃饭问题都难解决的道理。正如莫言姑姑管贻兰说的:“中国人口这么多,不搞计划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个乡镇。原来一个村两百多户,一年就能生六百多个孩子。地里的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新中国建立后,虽然粮食产量年年提高,但由于医疗条件大大改善,特别是在生育方面逐步扭转了农村的高出生高死亡状况,人口大增,所以平均下来还是上不去。遇上灾年,就不得不精打细算,乃至要饿肚子。试想,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中国现在的人口达到十七、八亿,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会是怎样的状况?国家的综合国力又会是怎样的水平? 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总结中国的计划生育历史时,用了三个词:悲壮、曲折、辉煌。但是,莫言为了投人所好,在《蛙》中表现的不是悲壮和曲折,而是悲惨和悲剧,其中没有辉煌而只有荒唐。所以有人看后的评论是:“看了莫言的《蛙》才知道计划生育手段多残忍”。而让瑞典人得到的结论则是;“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深入一点来说,就是写“悲惨和悲剧”,莫言没有去找也没有找到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实际上,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已经提倡计划生育,但并没有什么“悲惨和悲剧”现象。那时候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群众乐于接受。就是到了80年代初提出的还是“奖励一胎,限制二胎,杜绝三胎”,并且要求干部起带头作用,群众并不反感。那时候,农村无儿无女的老人可以享受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五保”,“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因此农村计划生育的工作开展起来也不是很困难。 真正出现一些“悲惨和悲剧”的时候,就是在分田单干以后。一方面,人民公社解散了,“养老”没有集体可靠了,农民中“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男尊女卑”等原本就根深蒂固的观念死灰复燃。而且是越穷越生,一些贫困农民期盼通过多生孩子来改变自己无法改变的贫困生活。另一方面,干部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基层干部的工作由原来的对社员负责变成了对上级负责,至少要求政绩不能出问题。而计划生育上的“一票否决”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宣传教育已经不起作用的被动情况下,为了保证不出问题,于是开始采取暴力手段,捆绑结扎,强制引产,扒房拆屋,“超生游击队”等现象也就这样出现了。后来发现后果太严重,禁止了这种野蛮执法,剩下的就只有罚款这个办法了。但是,先富起来的哪在乎这点罚款,于是钱成为可以超生的通行证,更不要说“四妻十子”那种特权怪胎了。 可以说,在中国,不与传统观念决裂,不能够真正解决“养老”问题,计划生育永远会是个问题,井底之蛙莫言自然看不到这个问题。不管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出现过多少问题,取得的实际效果是第一位的,不但现在所有的中国人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而且全世界所有国家也都是中国这项国策的受益者。只要想想看,如果今天中国人口超过了20亿,世界又会怎样看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诺奖的评委们无非也是一群井底之蛙。 ---------- 导读1——
用魔幻的手法来抹黑一个时代,是莫言的一个“突破”,因为“魔幻”既可以毁谤又可以用来对付所有的批评。 导读2—— 莫言同样搞不清自己《蛙》中“姑姑”的赎罪,究竟是赎谁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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