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6）—— “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姑姑”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中了莫言的故事《蛙》，第一次把这个奖发给了中国籍作家。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这些故事，包括了莫言的民族、国家、家乡、家族、家庭和他本人，以及这些故事的传播和演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讲故事的人”（莫言）本身的故事。或许，这种比较真实的故事比莫言编写的故事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和所有的名人一样，这些故事，有真也有假；和所有的阅读一样，对同样的故事，从来是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下面，大于力求客观地从这些故事中抽取出“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并力图从中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正义”。
（三十六）“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姑姑”
莫言在他的文章中经常说到他“富裕中农”的家庭成分，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我家里面成份不太好，所以我读了五年书就辍学了”。这些说法给人们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因为‘富裕中农’的家庭成分所限，少年莫言从有记忆以来，一直遭受着排斥、侮辱、损害。“受辱”也是莫言文学创作中的核心主题之一。”
莫言的大哥也说过：“我们家土改时被划为上中农，1947年土改刚开始搞扩大化，家里的粮食也被分掉了一些。虽然后来落实了政策，纠了偏，但也落下了一个‘被斗户’的罪名，给家里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加上我们的大爷爷(爷爷的亲哥哥)被划成地主，而他唯一的儿子又被国民党裹胁去了台湾，这就更给整个家族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而我这个大爷爷解放前在街面上管过事，难免得罪了些人，而这些人解放后都很得势，所以全家人时刻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唯恐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头上。”
但是，他们兄弟的实际遭遇好像与这种诉说差距很大。我们已经知道，他家三兄弟，大哥管谟贤是文革中在上海华东师大毕的业，二哥管谟欣刚好赶上“文革”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公社搞宣传写材料”，莫言自己1972年进了工厂1976年还参了军。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有几户贫下中农能够得到这样好的“出息”？显然，当年虽然讲“家庭成分”，但并不像莫言等说的那样离谱。
要研究这方面的故事，莫言《蛙》的原型，他的姑姑管贻兰的故事可能更典型。
在《蛙》中，“姑姑”的名字叫万心，她父亲，我的大爷爷是胶东军区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生、革命烈士。新中国成立后，“姑姑”继承父业，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她的手在孕妇肚皮上一摸，就会让孕妇对她产生信心。从50年代初开始，姑姑接生过上万个孩子。五十年代，“姑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跑遍了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的街道和胡同，接生了1600多名婴儿；并且在接生第1000个婴儿的日子，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莫言这样写，自然是要凸显出“姑姑”的红色家庭背景，为“姑姑”后来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的不讲人性行动作的一种政治遗传的铺垫。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作为《蛙》的原型的莫言的姑姑，不仅没有丝毫的红色家庭背景，而且还是地地道道的“黑色背景”。
莫言大哥说：“小姑是大爷爷的小女儿。因为在我父亲一辈，兄弟姊妹是大排行的。兄弟之间，我父亲是老大，我叔父是老五，大爷爷的儿子是老二，三爷爷的三个儿子分别是老三、老四、老六。姊妹们之间，我姑母是老大，三爷爷的女儿是老二，大爷爷的两个女儿是老三、老四，这老四就是我们的小姑。”
对他这个“大爷爷”，莫言大哥管谟贤的介绍是——
大爷爷管遵仁，是我爷爷的哥哥，字居安，又字寿亭、嵩山。人们都叫他管嵩山、管先生。
大爷爷是读书人出身，清末废了科举，读书人断了仕途，只好务农。他十九岁开始，一边干活，一边学医，很是用功，后来就开了润生堂药铺，给人治病，擅长妇科、儿科。由于看病认真，用药仔细小心，所以技艺精进，逐渐小有名气。
大爷爷年青时，大概是得其父之遗传吧，也是很桀骜不驯，风流倜傥的。因为日子过得比较好，又在街面上管些闲事，免不了得罪了人，据说还和人家打过官司，虽然官司败了，但仇却种下了，因此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扫地出门，一家人跑到了青岛。而对方的后代却入了党，当了干部。解放后，大爷爷被对方追了回来，惟一的儿子已经被国民党掳走，生死未卜。回来时，只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了。从青岛回来不几天，就被逮捕，半年后释放回家。为了生活，靠我爷爷奶奶及本家几个侄儿和朋友的帮助（这个朋友是西王家苓芝的王书芹，原省政协副主席王林肯之胞弟），重操旧业，开起了药铺。……开药铺没有几年，公私合营了，乡里办起了联合诊所，大爷爷带着小姑和药橱、药具、药品进了联合诊所当医生，算是吃国家粮的“公家人”了。
对管谟贤的这些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比如他说的“大爷爷年青时”。那是什么时候？那正是日伪统治时期。1937年12月山东全境沦陷后，为维护对沦陷区的统治，日本占领军操纵在山东沦陷区建立起伪政权，实行“以华治华”。那个时候能够“桀骜不驯，风流倜傥”并敢“在街面上管些闲事”，至少不会是普通的老百姓。
且不讨论这些话中还有多少故事，莫言这个姑姑家庭出身地主，一个兄弟在台湾的事实是确定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按莫言等人的“说教”，他的这个姑姑“被侮辱和被伤害”应该是难免的。可是，事实上，莫言这个姑姑对记者自我介绍说，自己1956年参加工作，当年才18岁，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妇科医生。大于估计她在文革中可能属于“逍遥派”，所以也没有看到她有什么遭批斗被清洗的控诉。而且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做过大栏乡卫生院的副院长，还当过一届政协委员。
也就是说，莫言这个姑姑管贻兰尽管家庭成分非常不好，政治背景也有些复杂，在当时那突出阶级斗争的岁月里不仅没有什么“被侮辱和被伤害”的遭遇，还一直得到人民政府的信任和重用。倒是这种信任和重用让他后来受到“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威胁——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管贻兰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两万个。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管贻兰在当地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不过，这时候已经早就不讲阶级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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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 莫言说：“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但莫言又证明：有些“文学”比政治还要坏。
导读2——
莫言说：“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远离政治”和“逼近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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