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8）

“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8）—— 莫言算哪门子“红卫兵”？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中了莫言的故事《蛙》，第一次把这个奖发给了中国籍作家。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这些故事，包括了莫言的民族、国家、家乡、家族、家庭和他本人，以及这些故事的传播和演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讲故事的人”（莫言）本身的故事。或许，这种比较真实的故事比莫言编写的故事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和所有的名人一样，这些故事，有真也有假；和所有的阅读一样，对同样的故事，从来是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下面，大于力求客观地从这些故事中抽取出“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并力图从中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正义”。

（三十八） 莫言算哪门子“红卫兵”？

前面提到，莫言说的“文革时我加入了红卫兵，参加过对自己老师的批斗。我嫉妒其他人的好成绩，嫉妒他们的天赋和运气。……我是有罪责的。”

在大于的记忆中，小学生是没有参加“红卫兵”的资格的，小学生参加的是“红小兵”，到后来，“红小兵”成为了取代少先队的法定组织，直到文革结束。那些年的小学生就像现在加入少先队一样，统统都加入过“红小兵”，实际上，他们是算不上“红卫兵”的。

再说，“加入红卫兵”就好比说大革命时期参过军一样，是个很混沌的说法。因为“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可以说，“红卫兵”的派系比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队伍还要庞杂，虽然喊的都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口号，但立场观点大不一样，其中反毛反文革的也不鲜见。而且，当年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红卫兵”，其数量肯定比现在做生意的人要多，所以说一个人是不是加入过“红卫兵”，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他加入红卫兵干了些什么？

莫言加入“红卫兵”干了些什么呢？小莫虽然没有读过中学，却写了一篇《我的中学时代》的回忆文章，实际上回忆的则是他读小学五年级时的“造反”过程，摘录部分如下——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正读到小学五年级。家庭出身很好的老师们闻风而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第二天用红布缝了袖标，袖标上用硬纸板漏上了毛体的黄漆字，第三天制造了红布的大旗，旗上也用黄漆描上了毛体的大字。紧接着老师们让家庭出身不是地富 反坏右的学生们每人回家要了八毛钱，收了钱行就发给了我们每人一个红袖标。几天工夫满学校都是大大小小的红卫兵了，当我们这些穷孩子把红袂标套到破衣袖上时，那种得意地将胳膊抬起来，如果行人对我的胳膊注目，我感到荣耀得了不得，有很多类似于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愚蠢表现。如果街上没有行人只有一条狗，我就把红袖标炫耀给狗看，狗看了红色，兴奋得不得了，追着我的屁股咬。记得有第一次戴着红袖标回家 ，我爷爷问我：“孙子，你们是闹‘长毛’吧？”我感到爷爷的话有点反动，就赶紧去学校向老师汇报，想当个大义灭亲的典型，老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你爷爷说得基本正确，‘长毛’造反，我们也是造反，回去告诉你爷爷，‘长毛’是封建地主阶级对革命群众的污蔑性称呼，应该叫太平天国。”红卫兵这玩艺在村子里稀罕了也就是十来天，因为十天后，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们也都成了红卫兵。我姐姐她们的红袖标是用红绸子缝的，三个毛体大字是用黄丝线手工乡上去的，比我们学生的袖标高级许多倍，价格却只有五毛钱，这样我们才知道那些红卫兵老师贪污了我们的钱，家长们戴着袖标到学校找老师理论，老师们蛮不讲理，硬说发给学生的袖标是从北京的红卫兵总部批发来的，是经过了中央文革检验的，价格自然要贵，接着老师们就嘲笑家长们戴得袖标是假冒伪劣产品，是杂牌军，把家长们唬得目瞪口呆。我们知道老师们是睁着眼说谎话，我们也就知道了闹红卫兵的事并不神圣，那几个成了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里用火炉子炒花生吃，吃得满校园都是扑鼻的香气，他们买花生的钱就是从我们买袖标的钱里克扣出来的。他们贪污点小钱吃点喝点也就算了，学生给老师进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们不但在办公室里吃花生，他们还在办公室里耍流氓，这是我和同学张立新亲眼见到的。那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已经被打倒，他老婆也被打倒，俩口子被关在一间小厢房里，老师让我们轮流值班，趴在小厢房窗外监听。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们趴在窗外，冻得半死半活，满心盼望着校长和他老婆能说点反动话，我们好去汇报立功，但是校长两口子一声不吭，弄得我们失望极了。我们感到无趣，就嗅着花生的香气，摸到了老师办公室窗外，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看到担任着学校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正往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比校长两口子一声不吭还让我们失望，岂止是失望，简直就是绝望，我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二天我们就把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对村子里的人说了，张立新还用粉笔画了一副图画，画面比我们见到的情景还要流氓，吸引了许多人围观。这下子我和张立新算是把老师得罪到骨髓里去了。一年后，村子里成立了一所农业联合中学，我们的同学除了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之外，都成了联中的学生。张立新虽然也得罪了当上了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的郑红英，但他家是烈属，郑红英不敢不让他上联中。我家成份是中农，原本就是团结对象，郑红英一歪小嘴就把我上中学的权利剥夺了。我姐姐自以为与郑红英关系不错，去找她说情，希望她能开恩让我进联中念书，郑红英却就：“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就这样，我辍学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小社员。

真正参加过“文革”的一看这些内容就知道是莫言在胡编乱造。什么八毛钱一个红袖标，红卫兵头头老师调情，当年如果“红卫兵头头”真有这类问题，一定会给对立派抓住把柄批得身败名裂，哪还有资格做什么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如《莫言评传》中就有说了，学校里的老师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高密红卫兵团部”，另一派是“鲁迅战斗队”。两派老师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接着就打起来了。

什么“一夜之间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的景象，应该是莫言想象的。因为那样的红卫兵组织只是在城里比较大的学校出现过，那是工作组或者学校的当权派组织的红卫兵，什么破四旧批老师就是这批“红卫兵”干的。像莫言就读的大栏小学，应该是不会有这个过程的。就是后来老师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也不会有莫言的份。可以说，莫言在文革中是算哪门子“红卫兵”也算不上。

可是，这个哪门子“红卫兵”也算不上的莫言却喜欢以红卫兵身份来说话，来反思“文革”，所以常常是说得驴头不对马嘴。奇怪的是，“红卫兵”这个关于到一代人的问题，容得下莫言这种胡编乱造，却容不得严肃的研究，让人不能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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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 对“红卫兵”这样重大的历史现象，不能正面讨论，对正确认识历史有弊无益。

导读2—— 莫言“嫉妒其他人的好成绩，嫉妒他们的天赋和运气”，与“红卫兵”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