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马德里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示威活动燃起的星星之火，现在已成燎原之势。这股怒火跨过大西洋，点燃了在纽约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等地上演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如今，这场抗议活动正像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大城市蔓延。政治家们如果忽略这个情况，将会自食其果。 我们很容易把这些抗议活动看得过于简单，认为这只是些被边缘化的乌合之众在滋事。的确，抗议者们的诉求各不相同。尽管在“憎恨银行家”这一点上，大西洋两岸的抗议者们是一致的，但他们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说，在美国，反政府运动要比反华尔街运动在范畴和力度上都大得多。 大西洋两岸的抗议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缺乏经济机会和自己隔离于主流政治之外感到愤怒。这些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增强抗议者的隔膜感，使这种感受自己演变为现实，造成危险后果。 这样说是因为，这波抗议浪潮并不是1999年西雅图会议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重演；另外迄今为止，它也未发展到反资本主义的地步。许多抗议者非但没有站在经济发展的对立面，反而表现得非常在意能否从经济发展中更加公平地分到一块蛋糕。因此，对抗议者加以引导、促使他们为改良资本主义（而非推翻这种制度）做出贡献，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人们对社会不公日益感到担忧，这算不上什么新闻。全球化令发达西方经济体中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面临压力。信息革命也消灭了大批以往被视为铁饭碗的工作岗位。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严重的经济衰退令这些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尽管人们大多明白，生活水准可能不会以危机前的那种速度提高，更可能会出现下降，但他们还是对政治领袖未能确保让这种负担由社会更公平地分担感到沮丧。 政治家们忙于恢复市场对金融体系的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必须这么做。但很多时候，他们掩盖了这场危机的人为致因以及这场危机给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左翼政党的表现尤其令人失望。尽管他们总是把增进社会公平的漂亮话挂在嘴边，但他们却说不清在紧缩时期增进社会公平的具体方法。 抗议者们有一点说得在理：各国政府对某些内部利益集团给予了优待。在很大程度上，那些与政界精英联系最紧密的人群并没有承受他们应该遭受的痛苦。主要行业组织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报告称，如今银行发放给新聘员工的保底奖金甚至比危机前的水平更高，难怪人们要占领公共场地抗议了。 此外，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解决“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的问题。在欧洲大陆，劳动力市场呈现双层结构：年轻劳动者常常被迫处于工作没有保障的境地，较为年长的劳动者则可享受非常好的保障。 在希腊这样的国家，这种问题尤为突出。希腊存在体制内的特权阶级，而巨额债务和可能发生的主权债务违约都由普罗大众承担。此类“内外有别”的现象之所以有产生，通常不是因为市场太自由，而是因为市场太不自由。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隐性补贴以及腐败。 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一方面在迫使各国政府削减公共服务开支（而极其依赖公共服务的显然是那些富裕程度较低的人群），另一方面在压缩年轻劳动者退休之时可以领到的养老金。 这种批评性言论仿佛是一种几乎不加伪装的、要求加大再分配的呼声。实际上，过去几十年间的许多政治选择本身就是在进行再分配：令婴儿潮一代受益，令他们的下一代遭殃，而其中受益最多的是婴儿潮一代中的特权阶层。 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迁就那些抗议者，而是去构建自由而治理良好的市场。我们应考虑一些一劳永逸的、旨在创造更多机会的措施，特别是为年轻一代创造机会。所有政策应该都可以拿到桌面上讨论，包括旨在保持更大规模公共投资的养老金改革。要维持资本主义模式，改革是关键。因为没有公众的支持，资本主义就不会兴旺发达。（2011年10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标题问号为本刊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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