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药性与抗教性——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8周年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观念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技术活动始终局限在直接交往，难以突破家族和熟人的小圈子，无法扩大；相应的生产关系也只能局限于复杂程度不超过依靠少数熟人血亲能处理的水平，超过了就对付不了，就要乱套，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只能停留在小规模低技术小打小闹的低水平上，始终建立不起来大规模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社会所必须的可靠的分工协作大环境。而没有循规蹈矩、照章办事、信守合同、不折不扣按协议执行成为主流社会意识的大环境，即便不蓄意偷工减料弄虚作假也无法跨入工业化的门坎——工业化需要整个社会普遍严格按标准办事、按规定办事、按工艺流程办事、按规定执行、密切配合的大环境，而这与经过千百年养成粗疏散漫、不知协作、不严格按规定执行的农耕社会的习俗格格不入，不经过大规模的持续的移风易俗的彻底改造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就不可能搞出任何超越“人盯人”的管理方式力所能及的东西，象高技术、大规模、需要多方协调配合的现代化经济活动之类——你能靠“人盯人”防止科研不出活、搞做假、防止协作加工做手脚、制止高科技产品搞偷工减料吗？“人盯人”只适用于简单生产、简单技术、尤其是奴隶劳动。这样的客观存在不根本改变，中国走得通的道路就只能是“高技术靠进口，靠压榨本国人民血汗搞廉价加工的‘血汗工厂’发财”。这样的道路是落后挨打的必由之路。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本质上是原始农耕部落遗留下来的落后习俗，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的个人充满渺小无力感觉的本能反应，是一切脱胎于原始农耕经济的民族迈过现代化这道坎的最顽固的无形障碍。它使中国无法象西方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靠关系、靠“人盯人”才能勉强运转的经济根本产生不出也容纳不得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软环境——用不着竞争，有关系就行了；用不着法律，有关系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用不着辛辛苦苦实干，靠关系投机取巧轻轻松松就能发大财……“一个中西部乡长的告白：每天的主要工作有三件事：一是当三陪；二是数据造假；三是维稳”——这不是今天的特色，而是中国官场从古到今的一贯传统：全国各地各级的官员不管名义上的官衔是什么，实际每天的主要工作内容都是当招待所所长兼交际处处长，忙的是四面八方送往迎来，为的是上下左右拉关系——关系才是政绩，关系才是生产力，关系才压倒一切高于一切，有了关系就有了一切，没了关系就没了一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谁实实在在干实事谁倒霉，越千辛万苦发明创造搞货真价实就越没功夫拉关系，就越吃不开。 ...

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主张有多荒谬和危险——体制是硬件，意识形态是软件；硬件问题必须用硬件解决，软件问题必须用软件解决。软件对不上号，硬件有也没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中国特色的“软件”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硬件”根本尿不到一起。不顾这个事实，硬要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社会舆论占压倒主流的情况下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只能导致天下大乱。这往轻了说是驴唇不对马嘴犯糊涂，往重了说是存心捣乱破坏。比如，本来“人盯人”死死盯着都盯不住，稍微有点空子就要钻，你却在这种情况下大闹什么“自由化”、“放权”，实际等效于为贼去警，为狼拆墙：你放权，他收权，你放多少他收多少，让贼不费吹灰之力捞走一切，白白抢到一个天下，等于搞了场换了个名义的政变，在“反独裁”的名义下实现自己的独裁。譬如话语权，你放多少南方报系收多少，最后南方报系跟中宣部掉了个个儿，成了事实上的“影子中宣部”，谁有不同意见封杀谁围剿谁，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实现了自己的言论专制。又譬如假冒伪劣，本来“人盯人”都盯不住，稍微看不住就要捣鬼，你却来了个“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腐败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市场会自动调节”……结果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有毒有害层出不穷，实际的效果是与造假的合伙坑中国老百姓。

只要是私有制，中国“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根深蒂固的主流社会意识就休想扭转。道理很简单：要扭转就必须破除一切已有的靠私人关系维持的利益关系，就必须让已经靠私人关系维持生存的人做出牺牲。但私有制的实质是人人各谋私利，问题的本质就成了“为了我的私而牺牲你的私”，被牺牲者当然不干：“凭什么为了你的私而牺牲我的私？”若为谋私而试图改变这一状况，马上就面临一个选择：“只要我的私能满足，又何必为改变‘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而流血拼命？”——在几乎整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关系都与私人关系密切交织在一起的私有制的中国，真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就意味着革命，就要遇到空前激烈的拼死抵抗，就会迅速陷入孤立以至众叛亲离——冯玉祥想讲规矩，要求部下清廉无私，结果部下纷纷阳奉阴违，在蒋介石的金钱美女攻势面前一败涂地。这一点也不奇怪：私有制一切为谋私，人家跟你是以为跟你有好处。你要坚持原则高于私利，就没法用“给好处”笼络部下，为得好处才跟你的人凭什么还要跟你？当然要转而投靠能带来好处的人去了。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蒋介石比任何人都善于运用“给好处”，所以无往而不胜。过去如此，如今同样如此。坚持原则、不拉私人关系、不肯用或没有条件用丰厚的私利笼络人的官员别说部下，连身边的人都拢不住。赖昌星说中央刚决定处理李纪周、别人都不知道时他马上就知道了，因为他跟大人物的秘书是朋友——赖昌星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粗俗鄙陋的市井混混怎么会跟通天人物的秘书交上朋友？当然靠的是重金收买“给好处”。能收买成功这一事实本身一证明即便权力中枢的秘书根本出发点也是谋私，二证明即便最高权力中心也难免“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潜规则，三证明如今权力再大也要靠“给好处”维系人心，否则可能连秘书、司机、警卫都靠不住。从谋私利的角度看，彻底扭转“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是只有风险没有回报的得不偿失的蠢事。想方设法利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取代别人的私人关系、让自己变成既得利益者才既安全又可靠、既省事又现实，真正的有利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