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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私人关系只能保护少数人的眼前利益；要保护多数人共同的长远目标就必须靠原则和规矩。但只有超越了个体经济的经济共同体才谈得上共同利益，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才能对未来有信心，只有对未来有信心才能够为未来着想，才能从长远角度看问题、从全局看问题，才谈得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才需要原则和规矩。有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升时期创造的超越个体经济的经济共同体，才有了保护共同利益的需要，才有了对保护共同利益的原则规矩的认同；获得了历史成功的西方资本主义对未来具有没落的中国封建主义所没有的信心，因此能够从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能够认同保护长远利益的原则规矩——有了这样的历史存在，才有了西方资本主义相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中国有这样的历史存在吗？几千年里经济上都是个体户，思想上都是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个人精英主义者，政治上都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私权统治，从来没有过稳定可靠的利益整体，如何产生出对整体利益的认同？没有对整体利益的认同，怎么可能认同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原则规矩？只有能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原则规矩才能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如果原则规矩不能保护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人们就必然抛弃这些原则规矩另谋出路，最本能的办法就是靠私人关系获得保护。进入没落阶段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原则规矩不能给多数人带来希望和出路，理所当然被人们抛弃。 ...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认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是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代的事，从那之后越来越一代不如一代，最后根本谈都别谈——就以明末清末为例： ——明末：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经济窘迫苦筹军费，号召高官捐献银两助军。屡诏催促，只有太监曹化淳等每人捐了五万两，崇祯自己拿出七万两，国丈嘉定伯周奎拿出一万两，首辅魏藻德宣布捐献五百两，前任首辅陈演坚持说自己从来不贪赃枉法，一两也不出。更多的高官显贵东躲西藏，装模做样地把家里的摆设都拿到大街上拍卖，以显示自己家无余财，甚至在紫禁城大门上写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等李自成攻破北京严刑追财，声称“一两也捐不出”的陈演献银四万两，只肯给女婿崇祯一万两的周奎献银五十万两，李自成在紫禁城最终获得的金银数目达三千七百万两（真是“舍命不舍财”，宁可被抢光都不肯为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掏腰包）。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清末：武昌起义发生后，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带头从中国的银行取走上百万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上行下效，人们认为清朝没钱了，自己的银行存款不安全了，纷纷到银行取钱，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了门。上海随即发生金融危机，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外国银行拒绝援救，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了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立即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钱都到哪里去了？都到了私人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武昌起义发生时尚有两百万大洋的大清朝国库很快只剩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当然再也拿不出钱当军费镇压辛亥革命。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大清朝如今山穷水尽，不得不倒台。 ...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历来的当权者别说远见，往往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曹刿论战的年代就已经“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秉性几千年都没长进。道理很简单：他们早已腐朽没落，再也代表不了先进生产力，没有未来，没有整体利益。既然没有未来、没有整体利益，当然只能鼠目寸光，只顾自己、只顾眼前，当然不可能考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不可能认同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才需要的原则规矩，不可能跳出“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死循环。
... “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的历史存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存在大相径庭，决定出来的社会意识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历史存在决定出的中国根深蒂固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根本无法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你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西方资本主义的体制“硬件”，但不可能复制出维持这硬件正常运转所必须的“软件”——体制认同、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等。你可以指鹿为马挖空心思用一切动听的词句称之为“普世价值”，但再号称“普世”也与中国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实际存在不兼容。在私有制条件下，中国“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根深蒂固的主流社会意识绝无任何可能扭转。而这一客观存在不扭转，中国就休想象西方国家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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