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员工跳楼事件开始，富士康开始进入舆论中心并引发了众多争议。学生工问题、员工群殴事件、年终奖罷工事件，还有最近被误传的女员工性骚扰事件，富士康俨然已经成为了媒体钟爱的大靶子。透过这些吸引眼球的事件，我们看到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决然不同的视角，资方、员工、政府，各方角色表达的意见差别很大。
富士康近年来的荣誉与成绩
资方：危机四伏的生存之路
富士康是鸿海集团1988年在国内创办的一家企业，现在主要从事出口加工（代工）工作，并没有自己的品牌。“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富士康的运营思路非常明显，其核心竞争力也非常明显：来源充足并且廉价的勞动力；效率高而且严格的管理制度；能省则省、恰到好处的设备数量；无微不至为代工企业服务的能力。[1]
中国资本以廉价勞动力为优势的现状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关。在推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后，大量企业开始转型，直接引进国外成熟的生产线和关键部件，自主生产简单部件并进行组装。这种选择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自主研发产品不仅难以得到合资伙伴的支持，而且耗资巨大、面临着巨大的失败风险，对于需要进行资本快速积累的中国来说，选择“以市场得利润”的道路更加现实可靠，这里的“市场”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勞动力市场。于是，掌握自有技术的国有工业企业大批改制，而享受优惠政策、依托进口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盈利能力迅速的民营代工工厂在沿海地区迅速崛起。
从今天看来，这种快速积累资本的方式有饮鸩止渴之嫌，为当前中国资本提高竞争力设下了巨大的障碍。90年代，代工笔记本电脑的毛利率约为20%，然而2000年后降为10%左右，如今毛利率已经降至不到2%；与此同时，上游的苹果公司2010年的毛利率达到富士康的13.18倍，人均毛利率更是达到惊人的139.23倍。2010年iPad上市时，市场调研机构曾对售价499美元的额iPad进行成本核算，发现付给代工厂商的每台iPad组装费仅为9美元。
16Gwifi版本iPad的成本构成
富士康从2005年开始，专利申请总量一直位居中国企业前三，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它技术能力的缺失。国外垄断电子厂商掌握的显示屏、处理器、软件技术都是中国代工厂所不具备的。鸿海旗下的面板厂（奇美公司）自己生产的面板，达不到苹果生产的要求，只能从三星、LG的企业采购昂贵的面板。针对这个问题，2012年3月富士康购买了“液晶之父”夏普显示产品公司46.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试图采用收购的办法进入上游技术领域。当然“用资本换技术”的战略只是富士康一方的意愿，夏普与富士康合作的目的却似乎仅仅在于改善资产负债表并打开中国市场。由于富士康到10月份都没有给夏普一分钱，同时夏普手机在中国的销售仍然非常不理想，这场“合作”的裂痕已经清晰可见。
2004-2010年富士康国际的利润指标
除了供应商这边，富士康还尝试整合销售端，与苏宁、国美等卖场还有京东、淘宝等B2C网站进行竞争。前些年富士康推出了“让老员工返乡创业”的“万马奔腾”计划，与麦德龙合资建设万得城卖场，以“店中店”的方式建立3C产品销售店敢创数码，并建立了自己的B2C网站“飞虎乐购”。富士康计划于2015年将大陆总部迁至上海，在新总部的动工仪式上，郭台铭致辞：“富士康正面临着新的转型，中国的内需市场正在形成，我们也要由制造外销型企业向科技研发企业转型，科研、贸易、销售将成为重点，着力在上海打造一个商贸富士康。”不过，富士康在销售转型的路上走的并不顺利，比如赛博数码广场，在辛苦经营10年后，目前只有35家门店，差不多回到了2001年的原点。[2]
富士康销售端发展情况
员工：漫漫维权路在何方
富士康在2010雇佣了超过90万大陆员工，85%均为来自农村地区的“80后”年轻人（参见《中国青年报》2010年5月20日）。在深圳的富士康总部，每天有近千名的年轻男女排成长队前来应聘。“这里是大厂，要正规些。工资按月发，从不拖延，而且加班工资更高、多勞多得。”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许多富士康普通员工空闲时的去处，除了宿舍，就是大大小小的网吧和小吃摊。富士康目前在深圳共有42万多名员工，仅在龙华厂区员工人数就超过30万人，俨然是一个小城市。勞动者一旦进入这个城市，就被分配在流水线上，每天从事一个简单、固定、枯燥异常的工作。
黄玲娟的一天是从早上6点开始的，先是起床，然后去一个食堂吃饭。她是富士康科技集团PCEBG事业群(该集团12个事业群中最大的一个，生产电脑主板等)的一员，她所在的深圳龙华园区里有20多个食堂，她的“一卡通”可以去任何一个食堂吃饭。每天的6点到9点，是富士康的早高峰，超过20万人在龙华园区里活动，食堂、街道熙熙攘攘，9点过后，这里的人逐渐少起来，每天的晚高峰出现在下午5点到8点。
在7点20分之前，黄玲娟必须赶到PCEBG事业群的生产线上，每天这个钟点都有简单的例会，7点30分，和前一班的工人完成交接班，就开始进入角色。黄玲娟主要是检测一块电脑主板的正负两极，差不多20秒就可以完成一块电脑主板的检测。她的工作需要站着完成，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可以去吃饭，中途如果要喝水或上厕所，需要和“线长”说，“线长”随时来顶岗。在富士康PCEBG事业群的生产线上，有的工人需要站着完成工作，有的需要坐着，完全由不同工种来决定。
只要在富士康上班，会有许多不同的职业培训，还有一座“宝塔”很吸引人，宝塔的底端是不同的两种人，外来务工者和大学生，这两种人有各自不同的路径走向，比如，外来务工者是通过熟练工、课长来完成职业升迁，而大学生是通过实习工程师、课长工程师来完成，而双方在宝塔的顶端的职务都是一样的：总经理（总工）。
一个普工的收入是由底薪和加班费组成的，每个月在2000元左右，一旦从普工升为“线长”，收入就会发生较大变化，每个月有3500多元，但是从普工到“线长”，中间需要先经历“五人小组小组长”，以及“全技员”的角色，最快的普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以完成从“普工”到“线长”的转换。[3]
在深圳龙华厂区的一名普工王大桥表示，2011年3月份，他的底薪升至2350元，加上加班费可以达到4000元左右。加班费在工人工资中是如此重要，导致媒体和勞工组织试图减少加班时间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工人的认可。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勞工观察创始人李强（Li Qiang，音译）说，“我记得有个工人跟我说，‘别报道加班了，如果你们老说这事，公司就会减少加班时间。’”
在勞工组织进行维权工作的同时，工人也开始自发进行了一些的罷工斗争。去年10月，郑州富士康的员工因为质检要求太严和质检员产生冲突，并引发了3000余工人停产罷工；今年年初，北京富士康因为年终奖问题引发1.5万余工人罷工。
富士康仍受到诸多打工者的青睐
富士康面对来自员工方面的种种冲击，权宜之计是向内陆迁移、减少招工、采用自动化措施等。内陆相对于沿海地区的勞动力成本更加低廉、斗争能力更加孱弱，富士康相继在郑州、烟台、太原、廊坊、重庆、成都等地设立工厂，主要就是基于此目的。2010年，富士康深圳厂区只保留专门代工苹果的事业群，员工从45万人锐减到10万人，大大减少了生产中的不稳定因素；与此类似的是，富士康从年后开始停止招工。工人在该公司的平均就业时间不到13个月，停工一个月即意味着员工人数可能减少数万。2011年7月29日，郭台铭宣布在未来3年要新增100万台机器人。是时富士康有120万名员工和1万台机器人，这个计划引起了轩然大波。[4]
富士康的负责人说，作为企业，“我们既不具备管理城市的职能，也没有管理城市的能力”。媒体和专家把频频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完全归咎于跳楼者个人或企业，“显然都说不过去”。事实上，富士康从各方面来，都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去过富士康的人都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富士康生产区非常好，在厂子里配备网球场、咖啡厅、宣泄室等，针对员工的心理异常波动，富士康开设了心理咨询热线，开设发泄室，请专门的心理医生为员工诊疗。此外，富士康也竭力营造关心员工的景象，例如为员工发凳子，改善作业环境，强制降低加班时间等。在员工们选择了“13连跳”的反抗方式后，富士康不得不高调宣布调高工资。2010年，富士康净亏损2.2亿美元，董事长陈伟良将原因归结为13连跳后的工资增加了66%、新《勞动合同法》的颁布等要素。不断出现罷工或跳楼问题让资方殚精竭虑，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政府：招商引资是一项责任
富士康在解决勞动力就业、带动地区工业升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问题上显示出了强大的实力，“每年为深圳市贡献百亿元税收”，这也导致各地政府非常青睐吸引富士康投资。
以重庆为例，2008年时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获得批准，开通了渝深快速集装箱“五定”班列，做足了招商引资的准备工作。2009年2月，重庆副市长黄奇帆赶赴台湾向郭台铭游说。4月份，郭台铭派出了50人的谈判队伍去往重庆。6月份，富士康临时提出推迟签约，重庆立即开展了24小时的紧急危机公关。
同处内陆的成都对于富士康也是爱慕不已。成都驻深圳办事处首席代表夏捷在接受《决策》专访时说道：“成都追富士康，追了整整7年。”2003年，成都专门设立了驻深圳办事处，而夏捷也受命常驻深圳接待富士康高层。2005年，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亲自率团赴深圳洽谈，被富士康一个部门总经理出面打发走了。2008年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亲自率队赴往富士康，终于见到了神秘的郭台铭。五一期间郭台铭来到成都，听闻消息的李春城连夜从美国飞往成都，“陪同他们到九寨沟、大熊猫繁育基地等景点参观，让他们细细领略、品味成都的美。”2009年，省长蒋巨峰率队和国家发改委沟通希望解决富士康在成都的落地问题，副省长黄小祥则再次赴往深圳洽谈。经过20多次谈判，富士康终于在成都落户。2010年9月，16万平米厂房建成、2万名工人到位；9月25日，iPad生产线安装，10月18日即调试完毕并进行了出口通关测试，年底前近一半生产线已经完成启动[5]。
9月30日，成都16万平方米厂房建成，2万名工人到位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市政府在2000年初就为富士康提供了大片的土地，修筑好的公路和其他免费的基础设施，包括光纤电缆、水、电力、燃气设施，从而大大强化了富士康的生产能力。基础设施支持方面，武汉市政府也为富士康提供了一段13公里的专用铁路。另一个出名的例子则是重庆市政府在2009年将机场的跑道扩建400米以满足富士康在当地增长的运输和物流的需求。2010年8月，富士康开始在河南郑州筹建生产基地。当地一名政府官员公开表示：“我们为富士康在郑州落户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给运输设备和建材专门开通了一条特快铁路。”
地方政府对于资方的偏爱和联盟关系是中国数十年来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只有扶持资本进行扩张、利用廉价勞动力进行“密集型加工生产”，才能推动中国的生产和经济发展。这也导致“当他们（农民工）的基本权益被侵害时，当他们急需国家的保护时，地方政府经常很难有作为。”
富士康“13连跳”事件后，各路媒体和学者对于富士康都是口诛笔伐。但是很多文章却是感情丰富，力量不足。2012年1月底，《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苹果的血汗代价》，将国外市民的目光从光鲜亮丽的苹果转到背后的富士康身上，国外群众开始关心“血汗工厂”的问题。苹果公司随后便对富士康的用工环境做了调查，并强制其进行用工环境改善。但是这改变不了根本问题，因为苹果并没有提高给富士康的代工费用。“所有批评苹果公司的媒体和呼吁抵制苹果产品的民间组织，都回避了苹果公司海外产品链赖以成立的大背景。苹果是一颗在西方经济体制以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下生长起来的大树，这决定了苹果的代工模式难以得到根本改变。”[6]在这样的条件下，富士康又有多大的改善空间呢？每次被人们关注时，上游垄断公司都会许诺调查，富士康自己也会推出各种改善措施，而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无疾而终的重演。相比于“血汗工厂”的道德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对抗资本体系的实际能力，否则一切媒体的报道、学者的抨击、舆论的愤怒、一本正经的调查和改进措施，最后都改变不了工人被挤压的生存空间。
[1]杜舟, 马鸣. 无品牌缺技术富士康困兽犹斗.《IT时代周刊》2011(16): 34-40
[2]变制造为智造. 《中国品牌》, 2012(7):78-80
[3]潘毅, 许怡.《文化纵横》2012(2): 48-54
[4]不过据一家代工企业的大陆营运副总裁表示，“郭台铭宣布机器人计划别有用意。提出新计划不但可提振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也可向优质客户释放利好信息。不论最终是否实施到位，作秀目的都已经达到了。”
[5]贺海峰.成都与富士康的“爱情长跑”. 《决策》, 2011: 44-46.
[6]韩竹. 从富士康到苹果——扭曲的代工产业链. 《社会观察》, 2012: 68-69.
(责任编辑 玉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