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书第三章“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可以分为六节来读。 第一节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 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 到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第二节 确定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这三个反动势力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毛泽东写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其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是就一些地区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整个国家。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十二月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从一九五0年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 一九五0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他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 毛泽东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第三节 合理安排国家财政收支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关于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⑩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一九五0年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 第四节 合理调整工商业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 一九五0年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一九五0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一九五0年六月，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在谈到改善公私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共同纲领》。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 ⑦。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