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章建议结合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下列文章: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绥远[1]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董其武[2]他们九月十九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和朱总司令也发了回电[3]。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个电报,这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不但要求他们执行,共产党更要执行。 绥远属内蒙古区域自治的范围,省下面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伊克昭盟,华北局要与西北局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划归绥远领导[4],伊盟政府驻地可在东胜或别处。乌兰察布盟也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伊、乌两盟都设立军分区。两盟的蒙族和汉族都要有人参加政府委员会,这也要同他们商议。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 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还会很长,绝不能麻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这是有条件的。凡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思想激进的可以鼓励,进步缓慢的可以等待。对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有差异。对他们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11]。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12]。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用和平方法改造过来,也会有不愉快的事,要经过曲折与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溶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溶越强大,最后把蒋家天下夺过来,为人民所有。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绥远组织政府,也要用协商的办法,互相打通思想,这样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办,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里愿意还是嘴上愿意,若勉强就缓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们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办,最容易出乱子。你们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同他们长期合作。这回工作若做好了,对双方的干部都是一大进步。这是过去我们从未做过的,要用新的方法去做,要用心。问题摆在面前,要我们去好好工作。注 释: [1] 绥远,指绥远省,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一九五四年撤销。 [2] 董其武(一八九九~一九八九),山西河津人。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派代表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签订《绥远和平协议》,九月十九日,率军政各界和蒙、汉各族代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通电起义。 [3]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九月二十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4] 伊克昭盟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或间接领导。绥远和平解放后,经中共中央华北局与西北局商定,划归华北的绥远省领导。 [5] 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6] 乌兰夫(一九○六~一九八八),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7] 姚喆(一九○六~一九七九),湖南邵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 [8]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9] 奎璧(一九○三~一九八六),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后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0] 傅作义提出的四个原则是:一、坚持团结;二、肃清特务;三、纪律要整顿;四、军队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一、彻底实现解放区化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二、恢复交通;三、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思想改造。 [11] 叶公好龙,出自汉朝刘向《新序·杂事》。这里是用以比喻口头上拥护统一战线,实际上又害怕搞统一战线。 [12] 大禹、伯鲧,都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部落首领。鲧为禹之父。他们先后奉尧、舜之命治水。鲧采用筑堤堵水的方法未能治平水患,禹改用疏通江河、兴修沟渠的办法治理洪水获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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