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中国

　　这一系列讨论要么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铺垫，要么是其延伸，而讨论涉及的面要比真理标准讨论宽得多。所以我觉得照田这篇文章在这方面再进行一次“拨乱反正”是非常有必要的，恢复了历史的丰富性，而且也把它的上下关联性也联系起来了。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从毛泽东来讲的话，可以追溯到1958年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追溯到他的批注与谈话。1958年出现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我记得那时候还出了一个小集子，叫《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我后来经常翻那本书，就是在“文革”期间，它描写的是理想社会。当时的说法是，共产主义社会跟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

　　另外，谈到资产阶级法权，人们往往忽视了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一直认为《五七指示》是“文化革命”的纲，毛主席要建立的社会就是《五七指示》里说的那种社会，是一个没有等级，所有人做所有事情的一个社会。70年代出现的大量“新生事物”与《五七指示》、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套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就是张春桥1975年《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1976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对中国的最后思考，《红旗》杂志随即公布了1964年毛主席关于陈正人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这些都是一脉相承。

　　但是如果还原到当年那个环境里面，还原到1974～1975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后来有很多人也写了一些回忆的文章。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出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团体，在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记得当时与几个朋友编写了一本油印的《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们想论证张春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跟马恩列斯的不一样。当时的困惑在于，张春桥那篇文章的出版让我感觉非常恐惧。看到《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那篇文章，我与我几个朋友讨论：它的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政策？哪些人会成为挨整对象？谁是下一个目标？

　　因此，我觉得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毛主席本身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他要追求一个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但是每次一旦走得太快，就会出现不良后果。毛主席本人的思想是动态的、辩证的，但处于争论两边的人往往是静态的，各取一个立场。这种理论与理想的矛盾、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从1958年到1976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从来没有解决，毛主席也没有真正找到一个解决的思路。因为当时毛主席是一言九鼎，底下的人往往倾向于把非常抽象的理论讨论变成具体的政策，变成整人的棍子。打倒“四人帮”之后，把这些问题重新变成理论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了生产力的讨论，生产关系的讨论，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非常具体。到了80年代，这些讨论被终结为一个词，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延续到今天，一旦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

　　卢晖临：这是两篇非常有价值的报告。照田的报告关注华国锋在结束“文革”、“拨乱反正”方面所做的努力，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去思考 “四人帮”倒台之后中国所处的情境及面临的选择。今天，我们一讲新时代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之前的两年则被简单定位在“两个凡是”上。照田的文章告诉我们，华国锋早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讲话和十一大报告中，已经做出了和“文革”十年划清界限的努力，体现了和前一个时代区别开来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我认为这样细致的历史辨析非常有意义，它呈现了历史中的思想解放和历史叙事中的思想解放之间的区别。今天我们之所以把重点和焦点都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和思想解放的方向有关系的。到底怎样看待1976年以前的问题，怎样选择未来的道路，华国锋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是很明显的。华国锋强调“抓纲治国”，或者换一种更传统的表述，“抓革命，促生产”，在“文革”十年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下，华的重心显然转换到治国和生产上，但他不会抛弃纲，其中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而在邓小平那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把纲悬置、把革命悬置的可能性，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实际上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罗岗老师的报告讨论的重点是毛泽东和张春桥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其实也是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等对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矛盾的认识。罗老师的报告也激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在我看来，当时的领袖们主要是从三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经济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第一个角度强调所有制问题，看到当时建立的所有制还不是一个全民所有制，城市经济中还有很多集体所有制成分，农村更是集体所有制的天下，甚至还保留有农民的自留地，还有各种各样的私人所有制。这些所有制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被看作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障碍，这种认识最典型地体现在当时经常援引的列宁的一个讲话中，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合作化已全面完成之后发动“大跃进”运动，部分是基于这种认识作出的快速提高所有制性质的一种激进尝试。我们知道，这个尝试很快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本人后来虽然没有彻底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自此以后再没有贸然改变农村所有制的大规模举动。第二个角度强调人的问题，这既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从所有制问题上的退却，也可以看作是他对于所有制问题的超越。60年代之后，毛泽东注意到即便所有制问题得到解决，也不意味着社会经济矛盾就自动消除，没有了资本家，但资本主义仍然可能存在，主要表现为人的意识和行为，尤其是官僚主义和特权。我们看到，从“鞍钢宪法”、“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官僚主义和特权始终是毛特别担忧并竭力打击的对象。第三个角度强调技术层面的管理问题，早在50年代初，刘少奇、邓子恢等人就因为农民管理水平低反对过快的合作化进程，后来当合作化完成以后，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主要关心集中在如何提高合作社 / 生产队内部的管理水平上：如何让“按劳分配”做到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如果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并最终提高生产力。

　　以上三个角度各有侧重，甚至分歧明显，但在1976年之前，它们都是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同一个制度框架内讨论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目标都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残酷的路线斗争，这三个角度内在结合的可能性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实践。“四人帮”倒台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我们国家一个关键的过渡期，面临着怎么看待过去和选择未来方向的重大任务。很遗憾，我们未能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所有制、人及管理问题的内在整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新走向，在“一包就灵”精神的指引下，我们逐渐进入后社会主义时代。

　　（录音整理：陈本皓、严九发、周后唐）

【注释】 

①这里的“时尚”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个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二是一种集体的、特别的、适合当时品味的着装。

②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载北岛、李陀（主编）：《70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下册，第736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上册，第197页。

⑥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⑦《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144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上册，第332页。

⑨《李先念传（1949—199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5页。

⑩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9页。

11周道炯（主编）：《当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绪言、第1章第1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12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载《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13叶善蓬：《新中国价格简史》，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179页。

14胡邦定（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第16章第3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1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第1版。

16马社香：《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7参见路风：《从结构到组织能力——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载《世界经济》2001年第7期。

18廖鲁言：《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19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第1章第3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20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

21陈如龙（主编）：《当代中国的财政》，第7章第3节、第1章第3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22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1章第4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23同注20。

2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55～56页。

25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5年7月8日，第2版。

26钱之光（主编）：《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第1章第2节、第2章第4节、第8章第1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27《梁灵光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461、463页。

28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53～155页。

29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49—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30同注26，第2章第3节、第4章第1节。

31《当代中国商业》，第4章第2节，《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

32《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gypcgb/qggypcgb/t20020331_15501.htm。

33同上。

34同上。

3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36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页。

37同上，第295页。

38同注21，第6章第5节。

39同注19。

40同注21。

41同注11。

42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43参见［美］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李怀印将家庭结构根据实际时间里出现的不同状态分为4个周期，分别为起始家庭、成长家庭、成熟家庭和老化家庭，并用大量的数据证明集体化并非其时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4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45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页。

（责编：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