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中国

　　同时，农业生产采取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方式，是不符合农业生产力基本特征的。所以，在这个生产过程的合作应该说没有获得成功。我们现在就有了什么“大锅饭”之类的抨击，这些抨击还是有些道理的。在生产过程的合作中，确实存在“大锅饭”的问题，存在林毅夫讲的“监督”问题。

　　农业的家庭生产方式在全世界都比较普遍，它的合理性是由农业的特征决定的。农业存在特有的产业缺陷，就是生产周期和劳动周期的错位。就像冬小麦，230天这样一个周期里面，实际上它的劳动机会不到15天，其余的时间全部都是农闲。农民干什么呢？农业为农民提供的专业劳动机会太少，这种缺陷束缚了农业分工，从而使得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不可能产生种植业企业。它不可能形成企业，就只能够由家庭经营，家庭经营方式能够灵活产生各种兼业机会，以维系最低生活。生产队无法解决农民在农闲时候的劳动安排的问题。

　　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机。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最重要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意义上，它退出历史舞台有它的道理。但是集体经济还有其他的任务，在村庄里，还有许多公共品需要由集体经济来生产，来供给，来服务，来管理。

　　由于时间关系，我讲最后一句话。中国农地改革适当走回头路，并非不可取，因为，改革就是个探索的过程。你摸着石头过河，前面没有路了，你怎么办？你还继续往前面闯吗？适当地回头是理性的、必要的。

　　吕新雨：70年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涵义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70年代，我要讲的重点还是集体所有制。它作为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一个遗产，除了在集体抗争中被当作一个重要资源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成为今天乡村重新合作化的基础。这是特别关键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遗产，可能就没办法重新合作化，或者合作化的成本将非常高，合作化的过程将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昨天讨论到“文革”中城市公社制度的失败，其实是因为它缺乏一个社会生产结构的配合。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反过来，我们去看乡村的人民公社，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建构，同时也是社会建构，是社会生产的制度化过程。所以，这也就给我们讨论公社制提供了一个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可资比较的视角。毛最后发现不能把国家变成公社，因为这涉及国体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社会建构，乡村的社会建构就可能是成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历史是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经验。前段时间读张路雄先生的《耕者有其田》——雪峰兄为之写序，我觉得这本书特别重要。作者曾经参与过国家农村政策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在退休之后写了这本书。它里面有段话特别有意义：

　　耕地的集体所有制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土地制度，是一种稀缺的组织资源。其制度创新的潜力很大。土地集体所有制既可以为家庭经营的农户提供长期而稳定的耕地所有权，同时也可以收回承包者不种的耕地，建立一种随人口转移不断扩大务农户经营规模的制度机制。这是土地私有制无法做到的，只有土地集体所有制才能实现。这是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

　　而这个优越性（也即张路雄先生所说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今天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行的政策基本上把“统”这个层面取消了。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调整政策，使得“统”的可能性重新得到恢复，才有可能在今天的基础上重新开启合作化的道路。而这个合作化的道路针对的正是目前资本下乡形成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要恢复农村社区本身的集体所有制，使中度规模的土地集中成为可能，就必须恢复村社集体重新分配的功能，从而使得已经离开村社和土地的人把土地退出来，使得不在地主的形成机制断绝，否则，很可能就会形成不在地主掌控农村土地这样一个剥削性的机制。要斩断这个机制，就必须使“统”的这个层面能够恢复，恢复它的功能；同时打破徐老师所说的“小农切西瓜地”，过于细分土地而导致无法进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可能性，形成村社内部的、由农民自己来主导的、中等规模的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作，即一个稳定的社区基础上的合作，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今天普遍利用虚假的合作社来骗取国家资金的寻租行为。雪峰的调查也显示，中农在村子里面是稳定的，问题是怎么样培养中农。这就必须使土地的流转在村社农户的内部来实现，在村社土地排外性的基础上完成。就像乌坎，内部土地流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让外来资本把土地拿走，就会产生问题，就会形成集体抗争。这恰恰是人民公社之后才可能留下来的制度遗产。如果中国没有这个人民公社的实践，就不可能有这个制度遗产。这个制度遗产的一个核心在于政社合一的体制。政社合一的体制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农村不仅仅是生产粮食的工厂，美国式道路就是把农村变成生产粮食的工厂。但是在中国，乡村的政社合一应是尊重它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它是一个“community”，是一个社会的主体，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个给城市提供粮食的生产机器，它同时还应该是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存在。要兼顾这两个层面，才是具有社会保护意义的，这恰恰是人民公社试图完成制度创新最核心的地方，也是不同于苏联的集体化的。苏联的集体化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美国式的现代化农业，就是要把农业变成工厂式的生产。而今天的史料已经让我们看到，毛反复强调过，中国推动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正是为了吸取苏联农业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此，马社香老师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1983年，改革废除了公社制，首先一步就是政社分开，把公社变成乡政府，政府的功能和生产的功能完全分开，而这正是今天乡村社会很多困境的来源，就包括单纯的生产合作组织很难成功，也是因为社会功能的层面没有和经济功能进行有机的结合。十八大报告说：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段话既强调农业要现代化，同时也包含了“壮大集体经济实力”、“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等字眼，国内关于农业发展的不同声音都被它综合在一起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讨论中国农村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动力所在。一个硬约束就是，怎么样让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能够追赶上城市化过程所导致的非农人口的快速增加。这是对中国农业的一个基本的硬约束。这个过程一直到70年代初，主要靠围垦造田和兴修水利，以增加农田数量和提高产出，这也是农村需要集体化的一个动机。但与此同时，工业化对农业的支持却一直不能有效实现。今天去看关于人民公社的很多调查研究，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制度设计所试图达成的工业和农业的互换，与让农业和工业之间能够互相结合的程度，由于工业化不够发达而失败。比如弗里曼等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所描述的河北饶阳耿长锁领导的集体化过程，作为官方树立的典型，存在着特权作假的现象，国家补贴化肥和农业机械，让它成为典范，这也是被很多国外学者视作中国合作化失败的一个证明。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如果有足够的化肥和机械配套的话，这个制度设计本身是有成功的地方的。这也是毛为什么一直强调农业与重工业的配套和交换关系，强调工农联盟，其实质是试图在构建平等的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和生产力。

　　另外，要理解为什么80年代人民公社失败，然后被联产承包制所取代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平顺的、平稳的，而且它也基本上符合很多农民的需求。这样的过程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在7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研究，决定从国外进口4套化纤生产装置、3套化肥生产装置，后来这个3套变为13套，使中国在70年代就完成了农业的“绿色革命”。它极大地满足了工业化导致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所以真正硬约束的化解是通过绿色革命，而且这个绿色革命是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而完成的。从这个角度看，从五六十年代引进苏联的156套重工业设备，到70年代初第二次西方化纤与化肥生产这些关键的轻工业技术的引进，也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新中国闭关自守的叙事。事实是，只要国际形势一有可能，中国就马上引进所有可能的工业技术。从陈锦华的《国事忆述》中可知，70年代他在轻工业部负责这项引进工作，1972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总额是48.4亿美元，其中进口为22亿美元，而引进这些设备总共需要43亿美元，再加上利息需要50亿美元，总折合投资人民币214亿元（实际上后来还超过了这个数）。然而，197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不过412亿元。可见，国家是下大决心以此来解决中国人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陈锦华就很自豪地说，通过这个项目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刚才老田的数据中，70年代粮食的增长是绿色革命的成果，而绿色革命主要靠的是化肥。70年代中国解决吃饭的问题，除了使用化肥，还依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中国的农业到了70年代是一个飞跃，它完成了杂交水稻革命和绿色革命，这才为中国80年代的城市化过程和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另外，陈锦华总结了中国当时能够向西方引进技术的原因。197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是“文革”以后严峻的国际大环境第一次有了大改善。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西方70年代的经济危机特别需要开拓市场，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和中国的需求对接。尼克松访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根据外交部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过家鼎回忆，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1日到1970年2月，15年开了135次会议，除了达成一个遣返平民的协议外，没有任何结果，关键在于美国要中国大陆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是中国大陆最终使得美国与台湾“断交”，也在于美国对中国大陆市场的需求。

　　1959年石油产量的自给率只有40.6％，到了1965年大庆油田快速增产之后达到自给，1972年石油供应的最大转变是原油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自给，而且还用不完。绿色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石油充足，由此转换成现代农业所依靠的动力和原料，现代农业也被称为石油农业。所以，石油的自给和充沛也使得70年代中国引进的13套化肥生产线能够发挥作用，使得中国粮食的绿色革命得以完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讨论70年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内容。

　　陈锦华在他的书里面说，70年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开放，从重视重工业到转变为重视轻工业，太晚了，应该从60年代就开始。他抱怨说，1964年的时候毛听取了四天计委的报告后认为，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问题，必须彻底改变“三五”计划解决“吃穿用”的原则。在1964年之前，中央就有计划调整“农轻重”的比例，上调轻工业的比重。但是毛讲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两个拳头就是农业和国防工业，一个屁股是基础工业，他就此批评计委屁股没有坐稳。另一个版本是由马社香老师在采访陶鲁笳时提供的：毛说我们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把农业或基础工业看成根本，这是和毛把农业与工业互换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首要目标结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是1964年？如果查一下1964年的背景就知道，中共与赫鲁晓夫的论战刚刚结束，中苏边境谈判破裂，苏联对印度军事援助、派兵进入蒙古、与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中国陷入四面环敌、国际环境最为险恶的境地。毛泽东从一个战略家的角度，就必须把国防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样的硬约束决定中国不可能在60年代进行农轻重关系的调整。到了70年代初，国际环境一有好转，毛马上就调整。所以，理解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就不能只是在农业内部进行，它是一个与工业相配套，同时与国际政治环境互动的结果，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

　　最后再讲一个材料。我们昨天晚上讨论大饥荒，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大饥荒。关于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今天的俄国历史学家披露说，1930～1932年的短时间，斯大林几乎成了一个商人。为了从国外买机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当时能够出售的只有粮食，斯大林可以弄到粮食，但又不能把粮食分给饥荒的人们，因为这些粮食都是为了履行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而征集的。他说，当我们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时，我们看到他们充满了忧虑和不安。他们就像一个公司的老板，担心公司随时倒闭。有人认为，斯大林更像冒险主义者，他没有计划好一切，只是部分正确的。但是，斯大林其实已经制定好了一套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方案。问题是1929年他突然对方案做了重大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向农民征集粮食数量的变化。他说：

　　我第一次惊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急剧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计划是紧密相连的，粮食价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是斯大林的悲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斯大林无路可走，所以他就决定进行一个悲剧性后果的大跃进。这个结果就产生了1932年、1933年大饥荒。

　　这个材料，我觉得是值得重视的，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农业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密切关系。

　　今天重新讨论小农经济，我们必须重新把它放在一个社区的意义下。而村这个社区，也就是人民公社从早期的大公社在“大跃进”、大饥荒之后调整成的小公社。小公社与历史形成的村社是基本吻合的。乡村社区的概念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社会保护的基本范围，小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具有接续传统的功能，同时又承担农业现代化的使命。这两个传统的结合才使得人民公社在70年代获得稳定和发展。也正是这两个传统的遗产，成为今天讨论新乡村主义和新乡村建设的一个前提，特别是讨论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

　　郭春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去集体化叙事的逻辑——以高晓声为例

　　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社会在卷入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除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其所有的外部压力作用外，自身在哪些方面也自发地生成了资本主义化的诉求，乃至有效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我看来，80年代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相当程度上说，80年代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都曾经颇为深刻地介入、参与了这一进程。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文学。简单地说，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中农村题材的文学写作通过去集体化的叙述逻辑，在80年代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生活中心的整体环境中，非常深入地介入、推动了作为去政治化之一方面的去集体化进程，而江苏作家高晓声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就中国的近现代史而言，摆脱贫困，走上“国富民强”的现代之路也正是革命的合法性来源，其中也包含了建立民族国家主体的强烈诉求，以及内在于这一诉求的国民主体的建立。也可以说，这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叙事动力。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一，贫困和匮乏是怎么产生的；其二，如何解决贫困和匮乏。如果说，我们将这两者当作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看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前由政党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两种解读和设计方案之间的争论（两者的关系可以颠倒过来），因新政权的建立理所当然地只剩下一种，即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在这一解决方案中，作为“三座大山”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被看做造成贫困和匮乏的根本原因。然而，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当“国富民强”的承诺未能在大多数人能承受的时间段中全部实现的时候，甚至民众的贫困和匮乏并不亚于此前的时代和社会时，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就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

　　随着“文革”作为激进政治高潮的逐渐衰落和结束，中国社会进入被称为“新时期”的80年代。实际上，在我看来，贫困和匮乏也是导致激进政治失败很重要的内在力量之一。于是，“新时期”的开始也必然以对激进政治的清算为起点，而也正是在这一逻辑中，激进政治被当作造成贫困和匮乏的根本原因。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开始的对激进政治的清算方式显然过于简单，对激进政治中被批判和否定的诸种非社会主义因素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特别是缺少应有的理论深度和思想辨析，同时，对产生激进政治的历史原因缺少同情性理解，更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应对、制度创新和实践措施，甚至对那些非社会主义因素所有的超强生产能力过于轻视，而只是将其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向往富裕生活的“人之常情”，这也就为90年代全面引进并迅速渗透中国社会肌理的资本主义创造了温良的土壤。

　　这实际上是一种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急功近利的急切之举，其中也就有对富于鲜明社会主义属性的集体化运动的否定。集体化被视为“极左”政治恶劣的生产组织形式，除了生产“大锅饭”和寄生于“大锅饭”的“二流子”外，严重地挫伤、损害、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断了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生活的道路。这样的逻辑一旦被认同，毫无疑问，原先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认同也即随之松动，甚至破产，而广大农村的严重贫困无疑更加速了这一逻辑的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曾经由刘少奇等制定并实施但不久被批判的“三自一包”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42并在对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宣传报道中迅速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快，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为新时期农村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在这一背景下，高晓声创作了他“文革”结束后的第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漏斗户”主》。小说发表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但高晓声因着他对农民颇为热烈的感情很快创作了《陈奂生上城》。小说的主人公陈奂生就是“漏斗户”主，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这一次没有让作者失望，作品引起了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普遍的关注。此后高晓声断续写下了《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和《陈奂生出国》，并于1991年将这些作品合集、定名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出版。

　　“漏斗户”主陈奂生可以说是一个去集体化的先锋形象。小说中，作者为他设计了一个很有气势的“不相信”：“他不相信‘粮食分多了黑市就猖獗’”，因为他自己就不会；“在口粮紧张的情况下，他不相信用粮食奖励养猪是积极的办法”；“他不相信‘有一斤余粮就得卖一斤’的办法是正确的，因为它使农民对粮食的需要，同收成的好坏几乎不发生关系，生产的劲头低落了”；“他还不相信分配口粮的办法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只考虑了一般情况而不考虑特殊情况。”陈奂生的“不相信”无疑是尖锐的，它直指70年代一系列的农村粮食政策，以及其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农村粮食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上的反映。第一个“不相信”指向的是反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指向 “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号召；第三个指向统购统销，而且还暗含着一个如何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最后则指向粮食分配方法。也可以说，这几个“不相信”就是高晓声为陈奂生所想到的致使他成为“漏斗户”主的原因。

　　陈奂生的饥饿和贫困当然是必须直面的现实，而陈奂生的贫困实际上也是整个农民的贫困。然而，他的贫困并非集体化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说，乃是其家庭结构必然产生的状况。有学者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个案的具体研究，颇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陈奂生这样的家庭结构，在这样的分配方法下，必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口粮入不敷出的状态，43而且，陈奂生这一家不仅仅处于由起始家庭向成长期过渡的缓慢阶段，更兼妻子体力、脑力均有问题，工分无疑比一般妇女少，甚至很低，四口之家，基本上就是靠陈奂生一个强劳力，但所需要的粮食却并不比别人少多少。陈奂生怎么可能不戴上“漏斗户”主的帽子呢？而且，到高晓声写《陈奂生出国》也就明明白白地说道：“儿女一上阵，家庭经济的滑坡现象似乎就刹住了。”

　　而陈奂生们普遍贫困的问题显然来自于国家实施的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文革”结束后，这一点就一直是被批判的焦点之一。但问题在于国家为什么要实行统购统销？毫无疑问，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四个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乃是最终使国家摆脱贫困的面貌。换言之，也就是让普天下的人民能够过上好日子，这其中自然包括陈奂生在内。然而，这不是什么“吊诡”，而是残酷。残酷的历史和现实留给新中国的道路似乎就只有先实现工业化。

　　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筹集工业化资金，或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农民，或者对外掠夺殖民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样做。但是，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坏的，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考虑国家工业资金积累这一大需要。44

　　这是薄一波的话，温铁军将其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经济的研究看成这一表述的“注解”。我想，这正是我们在重新思考陈奂生问题时应该认真对待的。一方面，执政党要实现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目标，似乎必须经由工业化这一条路，可是工业化必须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外援，更不能掠夺，于是只剩下广泛的社会动员，提高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而所有这些所针对的主体是农民，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只要我们认定，或者不得不接受这个早已被规定的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基础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就只能这么做，这就是代价。但另一方面，往好里说，这是社会主义觉悟，是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意志和目标，可往坏处说，这虽然不是掠夺，但毕竟是“内部殖民”。一个国家人口最多的一个群体为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历史没有理由遗忘他们，现实更没有理由仍然将他们固定在边缘。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奂生们是伟大的。

　　按照温铁军的研究，80年代之所以能迅速实现工业化，根本原因就是此前的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国家基本上实现了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享受到这些现代化的成果，正是因为有千万亿陈奂生们为之作出的巨大牺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奂生们所付出的代价就绝不应该只是由陈奂生成为“漏斗户”主的那个时代独立承担，而应该由整个近现代史共同承担。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恰恰是工业化所生产出来的城乡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工业化的结构生产了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城乡差距是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有的结果，且难以克服。也就是说，陈奂生们的贫困其实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贫困。

　　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的农村题材作品却在相当的程度上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进入历史的内部，深入地考察历史，只是以一种简单的逻辑将陈奂生们的贫困和广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物质匮乏看成集体化运动的恶果，而将“包产到户”作为解决、克服的有效途径。然而，事实上，正如黄宗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直率地讲，80年代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在1350至1950年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好。……长江三角洲的关键性发展不是来自大肆渲染的“个体”农业生产和小商业，而是来自乡村工业和新副业。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

　　黄宗智最后得出结论：

　　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真正重要的问题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在于市场化家庭农业或计划下的集体农业，不是在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在于过密化还是发展。45

　　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这一结论，但其过密化理论无疑是中国农村，尤其是苏南这一人口密集的区域长期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有效解释。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及相当一部分农村题材的小说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对集体化运动的批判和否定，包括对陈奂生缺乏主体意识的所谓“农民性”的揭示和刻画也均被看成集体化的结果。而高晓声及其陈奂生不过是80年代新时期文学中较为典型的人物之一，绝大多数农村题材的小说均积极地参与了这一去集体化的浪潮。然而，90年代以来，个体 / 家庭式的农村经济遭遇自由市场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贫困的中国农民却陷入了更为困顿的境地，同时，被市场和包产隔断的农民在城市化的道路上再也无力抵挡日益严酷的生存竞争和体制压榨。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一些农村不得不重新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来应对，在相当程度上说，这是现实逼迫我们重新回到历史中去，慎重对待社会主义的遗产。

　　卢晖临：胡靖、吕新雨和郭春林的这三篇报告的主题非常接近，涉及对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认识问题。郭春林老师的报告讨论了文学领域对于集体化的一个否定，在今天看来，这个否定无疑是一种建构，它把集体经济看作必然会抑制生产力的、必然会打击农民积极性、必然导致大锅饭和农民贫困的一种制度，而解决之道就是“包产到户”，所谓“一包就灵”。怎么看待这种否定？我想它肯定不是有意造谣，包括像高晓声这样的人，都有很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集体化时期的一些问题，都建立在一定的事实根据上。我相信，今天研究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一些和高晓声所揭示的不同的事实，譬如我们可以找到经济状况良好、农民积极性高涨的生产队。站在今天的角度，重要的不是用一些事实掩盖或者推翻另外一些事实，而是如何在多元甚至矛盾的事实基础上发展出对于集体化和集体经济更具同情的认识和理解。结合胡靖和吕新雨的两篇报告，我想简要探讨一种认识和理解集体经济的方向，那就是回到历史过程和脉络中去，要从一种去历史的、去情境化的叙事回到历史性的、情境化的叙事里面去。

　　在我看来，中国的集体化或者说集体经济实践有三大目标：第一是保障，第二是公平，第三是增长。回顾前三十年集体化的历史，可以说第一个目标是较好地实现了，集体经济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保障，除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国农民整体上做到了免受饥馑之苦，随着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农民医疗健康和教育的基本需求也得以满足。第二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包括分配上的公平和政治参与上的公平。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没有完全消除，但是被抑制到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第三个目标则遭遇挫折。一方面是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不够快（譬如和改革开放之后比较），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有限增长并没有转化为能够让农民切实感受到的成果，如粮食消费量、生活水平的提升。第三个目标的受挫对于中国集体化的成败影响至为关键，由于增长有限（或者更准确地说，农民无法感受到增长），农民只能长期处在低水平的保障中，与此同时，极为狭小的分配空间也放大了农民对于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感知，放大了农民由此产生的不公平感。

　　增长目标的受挫是必然的吗？我们仍然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吕新雨的报告讲到了当时的约束条件。我们要把当时的约束条件充分地挖掘出来，包括国际局势、工业化的战略性目标，也包括当时的技术水平。徐俊忠老师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历史并没有给毛泽东留下实践这一构想的从容空间和时间”，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看，是能理解到这一点的。比如说，国际局势一直到70年代初才缓和；我们工业化的前20年一直处于要对农业抽取比较大的资源的历史阶段，等等。我们重构历史阶段和各阶段的约束条件，就会看到增长目标为什么没有很好地实现，特别是没有体现在农民那里。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同情式的理解、同情式的分析。

　　说到增长，我刚才更多地是谈到外部的历史阶段和约束条件，还有一块是内部的约束。一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内部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我们当时发明了很多群众参与的方法，但基本上还是依靠周期性的群众运动，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定距离。二是科学管理的问题，即我们怎样去计算劳动量，怎样去提高社员的积极性。从那些坚持下来、比较成功的集体来看，他们确实是有一套比较精细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当然，这个内部的约束条件又和前面的外部约束条件是有关联的。如果我们的外部条件不充分，不能为我们打开一个足够的空间（增长能更多地留在合作社和生产队的内部），精细化管理也就没有太多的空间了。本来蛋糕就不够大，大家都处于生存水平之下，你让他设计出一套区别大家劳动、分配劳动报酬的管理技术，就会受到社区伦理的限制。我想，我们用这样一种历史的方式，可以把当时集体化时期的问题展示出来，同时也会看到一些成就。比如，胡靖老师在报告中讲到的农田水利等方面的成就。这样做的当下意义在于：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挖掘和恢复历史上由于受历史条件的约束而未能实现的可能性。

　　老田：我以前自称职业农民，受到别人的批评，说我的资格不太够，但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三农”问题一直很关注。听了三个报告以后，我有很多感想。特别是，胡靖老师用了负的公共品、负的资源等概念，我觉得很新颖。我自己也总是感到以前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毛时代的研究，喜欢用很多大的词语，比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去分析政策和决策，变成了压倒一切的分析历史的框架。我总觉得这是不合适的，缺乏深入下去的概念，研究也没有从中层往下层走，缺少与现实针对性强的具体的理论工具。我听了胡靖教授的报告后，感到非常受启发。

　　吕新雨特别提到，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必须跟政治结构相配合，孤立的政治结构是不可能成立的，并用这个来解释城市人民公社的失败。毛时代的农村是政社合一，其成功之处也在于这配合了社会结构和生产的制度化过程，这个制度的部分残余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可惜未能被执政者充分认识。但在后来，毛确实希望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实现政治权力和生产结构的分工，在政治权力向多数人手上转移的同时实现代表性的重建，这是他晚年思想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值得好好研究。

　　我对文学不是很懂，但我能感觉到文学力量的强大，特别是伤痕文学对于改革所需要的舆论氛围的塑造作用。1962年毛主席在北戴河开会时赞成康生的说法“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如果把文学与社会科学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出场顺序比较一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过去的历史，要完成学术上的提炼，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框架重新表述出来，这需要很长的学术积累时间。黑格尔就曾说过 “密纳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但文学就不同，它比较先知先觉，就像郭春林所分析的高晓声小说一样，它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好人很不顺、很受气，坏人则很嚣张、很得意。通过这种方式，利用审美情感的动员和群众的同情心，很快就把社会舆论氛围根本改变，所以，文学往往在社会科学之先，就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转型需要。关于“陈奂生”系列所隐含的主题及其来源，我想起一件事。杜润生是宣传高手，他写过一个顺口溜：“联产联住心，一季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娶老婆”是结婚和延续家族的大事，“一季”就够翻身说明政策效果极其好，可以立竿见影，农民的生存条件大大改善了。杜润生总结和论证问题的方式，特别契合“陈奂生”系列的故事讲法。文学为改革服务，令我想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布罗代尔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时说，那个时候资本家群体挺惨的，当时的封建主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的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在资本家蹒跚迈步的阶段，背后总是有个强有力的批评者在敲打他们，好像欧洲文学史上干这活的人很多，狄更斯、巴尔扎克等都是，批判现实主义当了很长时间的主流，所以欧洲资本家群体恐怕比中国今天的要健康。今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现象比较严重，是不是与资本家群体成长过程中间权力和舆论都参与“保驾护航”有关？各种社会力量过分烘托了强势的资本成长过程，像高晓声在“陈奂生”里也是这个路子，老说陈奂生的好话。我想，陈奂生在“万元户”阶段还不会有大问题，后来要变成资本家，也会很容易变坏，政治权力和学术话语权结合起来为他们捧场，中国的资本家群体与欧洲的同行相比太顺了，很容易堕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如果社会风评不好，很容易诱发从根本上质疑那种制度的声音。政治权力和资本都是社会上很有力量的东西，有能力把自己的利益边界外推到损害社会、损害他人的法律界线之外，很容易产生腐化和堕落，客观上需要一种批评它们的力量，但这在中国恰恰没有成长起来。所以，我认为，如果以后搞真正的改革，一定要深刻反思权力、资本和话语权紧密结合的现象。文学的力量确实很大，在“保驾护航”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公众接受新的资本家群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让公众信服的则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