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梁漱溟、冯友兰谈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领袖人物
原编者按：最近，《文献与研究》连续三期刊发《世事评忆》文章，分别介绍荣毅仁、梁漱溟、冯友兰对共产党、新中国、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有关谈话和文章。这些著名社会活动家、专家学者，都经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有着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有着对中国变革和发展进程中的旧与新、落后与进步、曲折与胜利等多重对比的亲历。因此，他们关于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关于对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思考，往往有其别具的深刻之处。现综合摘编，以飨读者。
荣毅仁：1916年生，江苏无锡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年上海解放时，他已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并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等职。1956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率先把自己的全部企业与国家合营。1957年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同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等。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3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席，同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年至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2005年逝世。
梁漱溟：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生于北京。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1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下属的京津支部，曾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至 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1931年在邹平参与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50年后历任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河南唐河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料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至1924年间在美国留学，并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四十年代两次担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46年至 1948年间在美国讲学，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等校名誉博士学位。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逝世。著作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知言》、《新原道》、《新原人》、《新世训》、《新事论》及《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一、谈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识
●荣毅仁：“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我对未来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
●梁漱溟：新中国的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我己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
●冯友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使人民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乐园”；我现在真正了解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荣毅仁：“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我对未来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
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上海棉纺业的生产、福利、利润是逐步好的，其他行业也是好的。逐行逐业改造，大中小都得到安排。
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当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当初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后来则争取加工订货，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从国家建设的发展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766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只不过33亿，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本不过7000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
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1955年10月29日在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父亲一辈曾经把希望寄托给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可是蒋介石上台后对我们的第一手，却是无端通缉了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10万银元。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还把我70岁的父亲荣德生绑去40多天，勒索了20多万元美金的赎金，还给所谓“破了案”的警备司令部送了更多的酬劳。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我跟党是相依为命的。上次我对刘部长（指刘述周，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编者注）说：“国民党来了我性命没了，我不跟共产党跟谁跑？”
——1957年8月 1日与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有关人士的谈话
请您报告总理（指周恩来——编者注）和毛主席，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
——1966年11月 12日在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时与邓颖超的谈话
30多年来，我对党没有离心离德，对党加深认识后，一直没有走过回头路。尽管经过这样那样的运动，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我还是深信党的领导。
——1985年9月 18日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彻底为“荣盛小集团”平反座谈会上的发言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进了上海。当时我33岁。记得那天我开了一辆汽车到马路上去看，看到解放军就在马路边席地而卧，毫不扰民。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前边还有战斗，不安全，要我别过去，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对照国民党军队真是完全不一样。
6月初，市军管会通知我去开会，我见到陈毅、曾三、潘汉年等领导人。那天，盛康年、金瓯卜等人见我去了，先给我介绍许涤新同志。陈毅同志宣布，党的政策是让工商界安心复业，把工厂开起来，商店开起来，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并说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我听了心里想，这个政策好嘛。尽管对政府到底能解决什么困难还将信将疑，但觉得总不开工不行，开了工遇到问题再说。于是，我马上回公司安排复工。当时的确是困难重重，原料进不来，市场没恢复，陆续碰到许多困难。人民政府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帮了我们好多忙，特别是中央派来的陈云同志、上海的副市长潘汉年同志都非常关心我们，经常找我们了解情况，亲自帮我们解决问题。就这样，我们工商界的心情逐渐稳定下来了，生产也恢复、发展了。
为了更好地联系工商界，在上海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时，潘汉年同志专门找我们谈话，提出党认为工商界应该有自己的组织。一开始曾打算分别建立工业会、商会，后来决定搞一个工商业联合会，直接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法令，进行自我教育，也代表工商界的合法权益，反映合理要求。工商联，主要是党推动成立起来的。
——《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1年7月4日
我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业，成了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解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怕共产党，跟国民党政府倒有不少关系。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我自己“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从反面教育了我。出于爱国之心，怀着反正共产党政府怎么也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想法，我在上海解放时留了下来，以后逐步加人了新中国建设者的行列。
——《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人民日报》1993年 9月8日
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与几天前还在城里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兵痞相比，这才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由此，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又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誉、尚实干，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并在抗美援朝中敢于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这个政府靠得住，新中国不断繁荣昌盛，从此有了希望，自己也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
——《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3年9月8日
共产党的干部不仅革命本质好，而且工作作风好，能够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来，用促膝谈心的方法做思想工作。
同潘汉年副市长的会见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那是第一次同共产党高级干部见面，心内不免有点紧张。可潘副市长十分随便，见面后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使我一时的拘谨很快消失了。潘副市长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话不紧不慢，引人入胜。大家话越说越多，既谈正事，也说闲话，像老熟人一样。他给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恢复生产，恢复经营，多起作用。把陈毅市长请到我家是1949年“八一”慰劳解放军以后。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潘汉年和夫人董慧光临我家。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也来了。大家穿着便装，在我家花园的树阴下乘凉，天南地北地闲聊。陈市长还时不时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业政策有什么意见，我都坦诚相告，气氛十分亲切融洽。
这两次家常式的会晤，虽然已事隔数十年，却恍如昨日。使我对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胸怀和品格有了进一步了解，我的心也向党更靠近了一步。
——2001年6月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解放日报》2001年6月28日
从汉年同志（即潘汉年——编者注）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荣毅仁传》第100页
上海市人民政府不仅帮助我们缓解劳资矛盾，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我们民族棉纺织工业。如鼓励进口外棉，免征进口税等。为了缓解申新系统资金的困难，上海市政府还通过人民银行以及新华银行、四明银行等给申新数量不小的贷款。
这种雪中送炭的做法同国民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法真有天壤之别。消息传到香港，使留在那里的资本家很受感动。申新系统的人也有从香港汇来资金和原棉，帮助厂里克服困难的。
——2001年 6月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解放日报》2001年6月28日
梁漱溟：新中国的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成新中国，从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稳定至今，社会秩序渐次创造形成。这才是经历两千多年不见有革命后的一次真正大革命。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285页
的确，那时（指 1946年——编者注）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三年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梁漱溟与毛泽东》第 19页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但根本上却有相通之处。这就是我对民族前途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舍弃理想，便没有我。而共产党人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即最高利益）的集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为这个远大理想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虽然远大理想的内涵距离很大，但都抱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之心，却是相通的。正是这，决定了我与共产党人合作之可能。
——《梁漱溟问答录》第99页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有人邀请梁漱溟到香港去。对此，梁漱溟回答：）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梁漱溟问答录》第 133页
1950年我到北京。同毛泽东见面是1950年3月份。……毛主席说，你现在可以参加政府吧？我有点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这话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他听起来不高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我当时不想靠近，还是把事情看得错误，怎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我不敢这样乐观，因为过去中国内战老打不完。
以后毛主席常常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谈话，有空他就随便地谈谈，坐下来吃饭。
几乎可以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不过有两个情形可以说一下，一个就是我很想了解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他们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干，我很想了解。另外一方面，我是需要出去看。我想摸清彼此的不同，看我能够有什么进言，能够对他（毛主席）说什么话。刚好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提出来，他说从前你是做乡村工作，你在河南也做过，在山东也做过，你看到一些地方的乡村情况，你现在可以出去看看，我们解放之后有什么变化。我说好。他马上交代林祖涵（即林伯渠——编者注）：梁先生出去看看，给他预备条件。我出去看了6个月，先到河南，然后再去山东。去山东后回来北京一趟，又出去看东北。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82—84页
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却不容易——治天下更难得多。今天我们当然要建设一新中国（现代中国）而必先认识老中国才行。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43页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思想上只从模仿外国出发，而脱离自家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基础是不行的。
既要建设一新中国，必须依从一定方针宗旨贯彻下去，其势不可能走多党互竞，轮流上台当政，如欧美各国之路。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第271页
（两党轮流执政）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中国在物质文明上，在经济建设上，在工业上，同外国比，差得太远了；太落后了，非赶紧、赶快急起直追，把这个缺欠补上去不成。要补上这个事情，必须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个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的局面贯彻去搞，去建设。不能够你上来，我下去；你上来，我下去，这样子就不行啊！今天是这样方针计划，明天又那样子，那不行。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65页
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梁漱读与毛泽东》第18页。
中国社会出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非重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此一认识为四十多年前我与中国共产党之所同。为了从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先要有全国统一稳定的革命政权之建立，此一要求又为我与中共之不同。所不同者，在如何建立此一政权问题上，中共走一般革命之路，即阶级斗争之路，我则根据我对中国几千年社会之认识和近百年中国问题之认识，判断其走不通。但今天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居然走通了。而我自己所设想并致力的一条路则完全落空。
——《（答李觉同志追论上年我在太原的一次发言）续》（1966年），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81页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入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与毛泽东》第13页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统一了全中国，稳定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我所致力者则落空。落空了岂能不引起自己反省与批判。经过对照比较而后觉悟到我自己错失所在。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31页
今天的国庆日，我的确心中感到起劲，因为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许许多多人（从前）简直是“死”了，现在又竞“活”起来。这话怎么说呢？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向”，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本来要管亦管不了，他们原是被人管的。而那些管人的呢，把持国事，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其坏事做尽，正为其好话说尽。可怕的莫过于言不由衷，恬不知耻；其心死绝就在这里。全国在他们领导下，怎不被拖向死途！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地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在工人就技艺日进，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在农民则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见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较比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干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日
现在我却愿负责地说一句：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
中国共产党怎么会使我终归折服于它呢？首先是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事实，
再则有它深耐寻思的理论。
我说：“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为这五年来经历着的事情一件一件多得数不清；而其实呢，这些事情综合起来正不外一大事实，那就是中国人百多年来一直走着下坡路的命运，如今给共产党扭转了而向上，五年之间真有“如日方升”景象。这是事实，这是不可否认的最大事实。就是眼前这最大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
——《告台湾同胞》，《人民日报》1955年2月3日
从共产党建国以来，我们的成就太大了。国内建设一日千里，外交军事光荣胜利，国际威望日隆，都是从来没有的事情，甚至是原来不敢期望的事情，令人兴奋感动地流泪。就是这个吸引人鼓舞人的力量太大了。它使你心胸顿然开阔、奋发，忘记一切琐琐碎碎支支节节的个人私事；使你热爱祖国，热爱政府，团结的感情加强，泯忘了彼此。……而新的规划（五年建设，改造黄河等等）、新的收获、新的胜利，继起迭出，又在欢欣鼓舞着你，谁不想投身在行列之中，随从大家一堆往前走！
——1956年随全国政协委员到甘肃视察后，在政协学习会上的发言，《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65页
我国十年来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失色，人类创造力发挥表现之大观莫有过于此者。若问创造力固为人所固有，何以一向顿滞而独于此时此地得到如是大发挥大表现，而其功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得法，这是自明的事实，可无待赘言。人们所应当想一想的，乃在其领导何以这样得法而竟收功若此。
善于领导群众是毛主席最大本领所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国人从事建设，其所以得法的根本一着，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呢，正是一定要使人们的心思力气直接地或间接地都在对付自然界以求利用厚生。
由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得法而人类创造力乃大得其发挥表现。怎样你就会把人领导得法呢？人类创造力怎样就会被你发动起来呢？那必须你深深理解人心或人情——或说人类这一高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有着深厚的根基让我们在它领导下不至于有事权过分集中而群众只消极被动的那种毛病。
——《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1959年1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69、272、273页
（“大跃进”时期，梁漱滨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肯定了农业上包产的办法，同时认为：）在包产到户上必当注意的，就是事事要落实，不可因其在跃进气氛中而指标偏高。偏高了，群众心里面不承认，不唯不起作用而且大大害事。……集体的事情，一定要归落到其成员个人身上乃为落实。……“落实”二字是万不可少的。
——《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
（1959年 1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 273页
德育——政治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重要意义，它不能以刑法、政令代替。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德育）是正确的。我特别折服。
——《答李觉同志追论上年我在太原的一次发言》（1965年），《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79页
中国近几十年，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建立新的政权以后，当然是一切都开一个新局面。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7页
建国初期，正是毛主席精明强干的时候。他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口号高明极了，因而国内建设蒸蒸日上。如今建国已将三十二年，中国有经验，也有教训。我觉得，现在国家有困难，然而国运已重新走向兴旺。
中央实行集体领导是事实，是党、政、军同舟共济，我们很可以放心。
——《梁漱溟忆旧谈新》（1981年8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 354 页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政党，总结了成功经验，纠正了各种错误。如今又在雄心勃勃地领导国家民族一心一意搞建设。我以为，有了久经考验的领导党，有了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有了素来勤劳勇敢而又经过种种磨练的人民大众，中国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
——《梁漱溟问答录》第 183 页
冯友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使人民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乐园”；我现在真正了解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到欧洲休假，看了些欧洲的封建时代遗迹，大开眼界。……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当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的观点，是不从纵的方面看历史，而从横的方面看历史。所谓从纵的方面看历史，是着重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成和发展，衰老和死亡。从横的方面看历史，是把社会分为许多类型，着重的是看各种类型的内容或特点。我这当然是一个很肤浅的理解。
——《冯友兰自述》第196—197页
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的答词（1982年9月10日），《冯友兰自述》第284页
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会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它久已存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既然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了，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冯友兰自述》第286页
宗教与科学，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宗教的效用是麻醉人民，使他安于忍受现实的痛苦，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则使人民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东园。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年7月 8日
在傅作义军队撤走以后，……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淀，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同志在那里站岗。清华的师生也都跑到海淀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叔明（指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编者注）也到海淀去了一趟，回来说，她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我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解放军的这类行动，使各阶层人民都对于共产党有了无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冯友兰自迷》第106页
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不仅是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也是对于全中国人的解放。
——《冯友兰自述》第132页
我觉得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中，一切都是向上发展的。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在向上发展中。在这一年之中，我虽不能确知我究竟进步了多少。但是已经开始知道以前的不进步，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一个进步。
《一年学习的总结》，《人民日报》1950年1月22日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
——《三松堂全集》第8卷，第3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用“中华”这个光辉的名称。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事业更加扩大，中华民族的基础日益巩固。由此中国境内的各民族达到真正的团结。
——《三松堂全集》第 8卷，第 48页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足两年，可是做了很多的大事。假使我们没有亲自看见共产党是怎么领导我们人民进行工作的，假使我们没有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告诉我们的宇宙间及社会上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许许多多的成就，对于我们就真像是“奇迹”。
（责任编辑：柳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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