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荣毅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自己通过亲身实践而做出的抉择”
●梁漱溟：“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中国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是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时代”
●冯友兰：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种理想不但是应该要实现，而且是必然要实现的”
荣毅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自己通过亲身实践而做出的抉择”
（当记者向荣毅仁提出“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说：）
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
昨天，我的家庭全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了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真心话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我坦白地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一位突尼斯的客人看到了我的家庭和企业，听到了我谈的经历和体会，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说：“现在，我带到中国来的疑问可以说是解决了。”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重要的还在于解放以后六年来，国家强盛了。这是每一个从旧中国过来的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厂。农村土地改革的结果，棉花产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我们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我们曾经有过的对帝国主义的畏惧。接着，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哪能有今天！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只从工厂取消了对工人的搜身制一件事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取消搜身制以后，工人的人格受到应有的尊重，几年来就极少有工人带东西出厂的事情发生。企业纳人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工人劳动热情大大提高，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过去用罚、用开除的压迫手段做不到的事，改革了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就办到了。仅仅从这些方面，我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非消灭不可。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当记者问到“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时，荣毅仁答道：）
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荣毅仁指着坐在一起的孩子们笑着说：）
他们有的要做音乐家，有的要做工程师，就是没有一个想做资本家。他们的前途，用不到我拿金钱去买。谁都认识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走人人富裕的道路，中国才能够强盛繁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替我们安排了出路，经过一个公私合营的过程，培养和锻炼我们的技术和业务能力，支持我们有利于国家的社会政治活动，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只要自己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 1月 22日
现在我们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有许多说法，很多想法，但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没有前途。因此。思想活跃，思想解放，把我们思想用到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上，这是我们的责任。人家都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个玩意儿（指走社会主义道路——编者注）？我就是搞这个玩意儿。为什么？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通过我经过的道路，我自己认识到，走这个道路才是出路。
——《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新同志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摘要），《人民日报》1987年 1月 6日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我的转变过程，也是工商界朋友们经历的历史过程；我的经验之谈，也是整个工商界共同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乃至我们个人的贡献，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走社会主义道路。
——《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1年7月4日
我曾经是一个民族资本家，而且我的家族还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当中有相当发展和成就的，为什么我还是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应该说是我通过对新旧两个社会进行反复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通过亲身实践而做出的抉择。
——《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1年7月 4日
像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搞企业、搞生产，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当然，我也是逐步解除顾虑，逐步懂得这个道理的。
——《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1年7月4日
从资本主义走过来的人，走了四十多年社会主义道路，我体会到一个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1993年3月30日在主持中信公司董事会时的讲话
我服从真理，真理就是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1993年11月初的一次谈话，摘自计泓赓《半个世纪的深情——记荣毅仁与我党领导人的交往》，《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9日
梁漱溟：“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中国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是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时代”
我觉得那个马克思主义很好，它比那个空想的社会主义高明。
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心是很好，不过他们没有（弄）清楚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自然会到那一步，自然会要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叫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是认为客观的发展就要走到那里。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24、25页
我记得第一次在延安看到毛泽东，临别了，他告诉我说：“我对你要说一句要紧的话，你要读《反杜林论》。”不是恩格斯有一本书叫《反杜林论》吗？后来我就读《反杜林论》，是好，不过有些地方不完全懂。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45页
多读一些马列的书，还使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特别是佩服他们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他们与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傅立叶不同，高明得多。欧文和傅立叶都倾慕社会主义，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向往社会主义，可是马、恩是指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自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规律，这与仅是主观上倾慕向往理想的社会大不相同。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第266页
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成为过去。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应当是社会主义。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64页
资本主义，照我的看法，它慢慢地要成为过去，就是社会主义要到来。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不同，在我看来，一个是社会本位，一个是个人本位。资本主义是以我为中心。社会本位就不能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就变成要互相尊重了。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01页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个人本位的主义，可以说八个字：“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八个字就是说的近代的欧美社会。可是它走到后来，它要转变，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资本主义要成为过去。社会的生产已经是社会性的生产，资本主义要入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20页
人类过去的历史都是自发性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正是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时代。自觉能动性是人的特征；此特征随历史而步步发挥增高，卒能心明眼亮笼罩全局，身处现实环境而心怀高尚理想，行动从现实着手，而指导行动则在理想。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3—301页
社会发展史越往前去，彼此的隔阂、歧视要减少，心胸要开阔，照顾旁人。这方面恐怕是要发展，应当是越来越发展，它的趋势是如此。
越进步，越进化，越文明，人彼此感情上容易相通，容易增进彼此的了解。将来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恐怕更是这样。所以从人类的前途看，应当是乐观的。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64页
人类历史都是在不断发展，它自然地要发展，不会停步的。同时呢，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有破坏，不可避免地有些重大的破坏。不可避免是一面，我们求着避免又是一面，总还是要求着避免的，至少力求减少吧、缩小吧，这还是应当努力的。但是，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发展总是好的。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67页
中国生活在现在的世界上，不能违反潮流，只能往前走，把物质文明发达起来，那是需要的。不过要紧的就是，过去的西洋物质文明发达是靠资本主义发达起来的。中国已经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的余地了，不可能走资本主义，所以它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别、不奇怪的。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23页
要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往社会主义里头去，这个大方向是对的。现在的名词，叫“四个现代化”，还是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这个大道路而要四个现代化，不能（搞）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现在正好是一个有希望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有希望的时候，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各自就各自所能的、所方便的，来尽一份力量，应当是当代的中国青年的道路。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161页
冯友兰：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种理想不但是应该要实现，而且是必然要实现的”
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我在当时所谓“贤”是指有学问有技术的人，我所想的大概就是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所说的technocracy（技术政治）。就是说，政治应该掌握在有技术的人的手里。这并不是社会主义，不过当时我想，尚贤是最合理的。这虽然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但这说明我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好感。
——《冯友兰自述》第 77页
封建主义办事，靠官僚。官僚主义有一个办事的办法，叫“瞒上不瞒下”。因为掌握官僚升降的人，是上，而不是下。官僚们只需在形式上做一点布置，瞒住上面的眼就可以了。下面有什么意见，他是不管的。“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是官僚们做官的一个妙诀。
——《冯友兰自述》第47页
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主要是靠政党推动的。竞选人的竞选费用，也是靠政党支持。而政党的经费，又是靠资本家供给的。总要有一些富可敌国的资本家才能拿出钱来，支持他们认为合适的政党。而政党又用这些钱支持他们认为合适的竞选人。
——《冯友兰自述》第 38—39页
我并不崇拜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我知道在那里这种理想也不能真正地实现。
——《冯友兰自述》第42页
没有剥削的社会，这种社会，应该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这是没有人能否认的。唯物史观的贡献，在于证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理想不但是应该要实现，而且是必然要实现的。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分别。
——《冯友兰自述》第112页
有一句成语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新中国成立）三年来所发生的不计其数的新鲜的事情，充分地证明，……不仅在人民经济生活方面，而是在各方面都提高。在道德方面的提高，尤其是特别显著。
——《对于三年来新社会的几点认识》，《人民日报》1952年10月8日
三、谈毛泽东等领导人
●梁漱溟：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中国人物”；周恩来在公德和私德方面，“没有可挑剔的”；邓小平“有才干”；陈云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权威”
●冯友兰：“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梁漱溟：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中国人物”；周恩来在公德和私德方面，“没有可挑剔的”；邓小平“有才干”；陈云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权威”
我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因此，我在人格上从不敢菲薄共产党人；相反地，我历来敬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许许多多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共产党朋友。至于见解主张之不同，不妨“宽以居之”，一切从头商量，异中求同，确有同可求。
——《梁漱溟问答录》第99页
革命信乎是群众的事情，但其领导人正具有群众代表性。这一大革命的领导者在前期则孙中山先生，后期则毛泽东主席。他们各在其数十年长期革命中起着替换不了的伟大作用，更见出具有其时代群众的代表性。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 285页
毛主席，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62页
日本侵略中国，卢沟桥事变六个月我就去了延安。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怎么办呢？我就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办法，我就这样去了延安。一去，看到毛主席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它（日本）太小了。不仅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也不能看着日本人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80页
（在回忆1938年1月同毛泽东谈论抗战形势时，梁漱溟说：）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于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
——《梁漱溟问答录》第84页
（在回忆1938年1月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梁漱溟说：）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梁漱溟问答录》第 86－87页
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我觉得恐怕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不过他晚年有很多的错误。
他整个儿地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20页
毛主席曾经讲过《论十大关系》，那个话很重要。那个时候，好像是1956年吧，……他很清醒，很要求各方面提意见，提不同的意见。把自己某些做错了的自己宣布：这个错误我负责，应当是我的事情，不能怪旁人。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64页
毛主席功在国家，功在世界，其功德真是数说不尽。
——《论毛主席的晚年》（1977年5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33页
从建党建军而建国以来的毛泽东主席，其一生功大于过，这是不争之论，他的过错多出在晚年，亦是众目共睹的。现在要问：他的那么多过错有没有总根源呢？我看是有的。这就是他既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且以其不可抗的权威而励行之。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54页
毛主席要我出去各地作社会调查一事，事隔两年之后，我始于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两公常谈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必须下厂、下乡接近工农，以至知识分子要劳动人民化，工人、农民要知识分子化。这一方针是向着共产社会走所必要的。回想1950年3月起至1952年8月，同主席先后谈话五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看看、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几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27—328页
我们的周总理是了不起，那个人好，好得很，人好还聪明，聪明极了，很敏捷，很可以跟人交朋友。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57页
我同周总理算是很熟悉了，我自信很了解他。我看周公是一个完人，无论是在公德方面、私德方面，都没有可以挑剔的。在工作方面他帮助毛主席，无论是国内应付各方面、国际上应付各方面。没有周总理那是不行的。从建国前夕，特别是建国后，周总理是拼命地（工作），最辛苦了。他常常是没有法子吃饭，没有空吃饭，跑到汽车上人家给他送来饭，吃几口，马上就走开了。夜里头都办公啊，一直到深夜，睡眠很少，吃东西也很不讲究。可以说是把自己的一切全贡献给国家了。周总理呢，最能懂得毛主席的意思。……任何一件事情，毛主席一点，他就明白了，不要多说。可说是毛主席的最好最好的助手了。他故去了，各方面的人啊，乃至老百姓，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追念他的。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87—188页
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指旧时西南各省存在的一种帮会的成员，也指这种帮会的组织——编者注）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梁漱漠向毛泽东汇报随中央土改工作团赴西南调查相关情况时的发言（1951年9月 3 8），《梁漱溟与毛泽东》第25页
关于中国的经济调整问题，我一向对陈云副总理非常之点头。他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专家，或者说权威。他对中国经济的方针政策拿得准。这在中共党内也是公认的，有这样的领导人在中央，我对当前的经济调整很有信心。
——《梁漱溟忆旧谈新》（1981年8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54页
冯友兰：“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他（指毛泽东——编者注）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
——《三松堂全集》第 10卷，第 584页
在你（指毛泽东——编者注）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636页
1962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我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一点我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和将来的计划。当时的执行主席是陈毅，事后有人告诉我说，陈总说我的发言很好，其中讲的有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到闭会那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我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来就座的时候，看见我，就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我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了老态。”他又问了一遍《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且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我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言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在这一次谈话中，无论是就谈话的内容或谈话的态度说，毛泽东都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以后，我写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冯友兰自述》第130－131页
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了。我作了一首挽诗，说：
世间梁栋折，天上大星沉。身负中华重，胸怀亚非春。辛苦为群众，艰难辅一人。前程遵遗志，莫让泪沾襟。
到9月间，毛主席也去世了，我作了一首挽诗，说：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我又作了一首诗，说：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冯友兰自述》第 158页
(责任编辑：柳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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