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反’‘五反’”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文第六章“‘三反’‘五反’”可以分为四节来读。 第一节 开展“三反”运动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一九五一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 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十一月二十日，他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 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 十二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他甚至估计，“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毛泽东又高兴了，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说：“此件及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在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集中力量打“老虎” 1952年1月23日，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1952年1月25日，毛泽东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1952年2月5日，毛泽东说：“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二月九日，毛泽东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1952年2月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的信中指出：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 1952年2月12日，毛泽东说：“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1952年2月29日，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 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 三月一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 定案处理阶段 从一九五二年三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 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在领导领导整个三反运动中，毛泽东一方面提出对贪污犯要“穷追务获”，同时，他又及时地提出对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迅速纠正”，还提出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其基本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节 反对特殊化从自身做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