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善与恶----我们的人性 人之初，是性善？是性恶？这个问题争论了几千年，似乎没有结果。即使再争论几千年，也不会有结果。但是，争论的双方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人在其一生中，善恶是可以转化的。佛家所说的“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我们常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都是表达这个意思。 主席所言的事物都是“一份为二”的，所坚持的人是可以“改造”的，正是对人性的透彻洞察。无数事实证明这是真理。比如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把不能打仗的国民党士兵改造成威猛的人民志愿军等等。 人的灵魂深处存在善与恶的激烈斗争，当善占上风时，人在现实中表现为善人，好人，不利己；反之，当恶占上风时，此人即为恶人，坏人，自私自利。斗争的胜负则是因时因地而变化，即受当时的环境、所受的文化、宗教、信仰等等交叉影响。 主席还说过“官当大了，就不民主，就脱离群众”，则是对人性因外在条件改变（如地位的改变）而变化。比如和主席一起打江山的战友们，多数沦落为特权阶级。文革中造反派的头头逐渐变得忘乎所以，听不进别人的话，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林彪同志的欲望也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终在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欲望驱使下，而自动膨胀，直到不可收拾。 当然，善恶斗争胜负变化最终通过人自身来实现，即自我意志力，约束力和判断力等等。比如，同样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有的被捕后，是视死如归，有的则是叛变投敌。圣经所言的“忏悔”和文革中倡导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即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人之恶，是由其动物性所驱使。比如极度饥饿下，人会食其子食其妻，这跟是黄种人，白人，黑人种没有关系。人的动物欲望极度膨胀，人之恶则也会随之泛滥，人之善则会急剧缩小。孔夫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即我们常说的人“食、色，性也”。食欲和色欲是人动物性的根本，而统治占有欲等私欲是食欲和色欲的另一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归根结底还是属于食欲和色欲的范畴。恶之最恶，则是为奸恶----在善的幌子下，行恶之实。比如穿着破球鞋，哭天抹泪的那位，他不仅让自己的家人兜里很早就揣满了27亿“刀”，还大肆推广转基因来灭绝中华民族。笔者至今未见比这位更恶之人。 人之善，是由其社会性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之善则是由其阶级性决定的。脱离阶级性谈善，则是伪善，则是助桀为虐，终归为恶。主席对敌人的金刚怒目，则是对劳苦大众的大善；蒋介石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善，则是对劳苦大众之大恶；刘少奇、邓小平对特权阶级的善，则是对劳动人民的恶；我们对瘟神的善，则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恶。 一般而言，普通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好人，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则大多数不是好人。道理不复杂，普通老百姓的欲望一般很低，能吃饱饭就行，能够一个月吃一次肉就好，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不仅要“后宫佳丽三千”，而且要满汉全席，山珍海味，花天酒地；不仅要居帝王之家丫环保镖一大群，而且要鸡犬升天；不仅豪车接送，而且满天飞的旅游；不仅要豪华游艇，而且要私人飞机；更有甚者，不仅以欣赏古罗马斗兽场内人兽间的血腥为乐，而且妄图做人类的主宰，以转基因，病毒，疫苗左右和控制人类的生存权。试问，有如此“豪欲”之人，能善乎？即使善，也必是伪善，我们更要当心。盖大老板的慈善，真善乎？当我们傻乎乎地接受他的免费疫苗，我们真的幸福吗？不会幸福的，因为我们由此丧失了为人母﹑为人父的能力；陈光标老板的善，真大善乎？一个“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不应该生孩子”的提案就把他的丑恶嘴脸暴露无疑，这和共济会定义的“垃圾人口”有何区别？整一个披着一张人皮的魔鬼！那个哭天抹泪的星空大师能善乎？一个“转基因主粮”要灭绝中华民族说明他只能是一个魔鬼，是瘟神。 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他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鬼混在一块，甘当它们的马仔走狗吹鼓手，毫无例外地都是坏人、恶人。一位所谓老革命（走资派的一个头头）说得透彻“他们（造反派）要我们的权，我们要他们的命！”，由此看出，造反派的“恶”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恶”是天壤之别。 由于“善”的社会性，决定了“善”的增长和减少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几千年前的孟母就深知其中奥妙。周边环境好，则“善”增。文革时代的“李天一们”是战天战地的有志知识青年，我们现在的习总书记，16岁下农村；周边环境劣，则“善”退化，当今社会的“李天一们”则是集斗殴﹑强奸﹑花天酒地﹑坑爹于一身的流氓无赖。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将导致“善”的急剧改变。被俘虏的贪生怕死的国民党士兵，经过短短几周的改造，即变为视死如归的解放军战士。文革政权建立后，短短几年内，“六亿神州尽尧舜”。粉碎四人帮后仅三十来年，“尧舜之国”瞬时堕落为“腐败﹑黄毒横流之都”。 在主席领导的社会，人们的“善”被大大激活，善之极致如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炸碉堡，邱少云在烈火中永生等等；“善”之灿烂如雷锋做好事，焦裕禄忘我工作，王进喜变铁人等等；“善”的社会最大化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追求的是奉献，而不是索取，这点在一批批上山下乡、战天战地的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文革政权建立后，绝大多数人之恶被压缩到临界点。 然而，在官僚买办集团统治的社会，比如当今中国社会，一方面，人们的善被极大地压缩。躺在地上的小悦悦收获的是路人的冷漠；跌倒的老人竟抓不到一支援助之手；与歹徒搏斗的英雄得来的是路人的围观或躲避；下水救人的烈士竟换不来被救者的一滴眼泪，而被打尸船悬挂起来明码标价……。另一方面，坏人的恶被极大地膨胀，“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一个个幼童惨死在歹徒们的屠刀之下，一个个幼女蹂躏在淫棍们的胯下，一个个冤魂野鬼倒在推土机下，一个个被撞倒者得到的不是被扶起送医院，而是遭到车轮多次地揉搓而死或被“习惯性弹钢琴”弹死。桥下的冻死骨在瑟瑟，脚手架上的手臂在晃动，风干的尸体在诉说，富士康的“连跳”在表演，黑砖窑的“弱智”在创造GDP，贫困垂死的病人在医院边抽搐，嘴边残存的农药在狞笑，被自杀的眼睛在惊恐……。 当今左派的善表现在与劳苦大众的心连心和为他们请命，而不仅仅是悲天怜人；表现在声讨官僚买办集团的反动统治，而不仅仅是愤世嫉俗；表现在分清主次矛盾，团结大多数，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凡“帝”必反而被官僚买办集团利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外国朋友的帮助；为打败日本侵越者，我们国家曾受到美国和苏联的援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接受过苏联同志的援助。在官僚买办集团心安理得地获得外国垄断资本的支持（如倒薄）时，当今左派没有理由不联合世界人民，而作茧自缚，没有理由拒绝来自于支持正义的外国政府、外国资本和外国人民的援助。 到这里，我们应该理解主席。主席坚信人是可以改造好的，所以主席苦口婆心：“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团结决大多数”，坏人，死不悔改的人是“一小撮”，“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给出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主席坚信干部和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增强马列知识才能改造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干部和知识分子，才能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和社会主义的新人，所以主席用心良苦地：办学习班，办五七干校，干部下乡进厂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不脱离生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马列教材，发动各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这所有的一切归结为两个字：“教育”，对主席一生的归结也是两个字：“教员”。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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