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借助债务危机迫使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
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11个主要债务国组建了卡塔赫纳集团，期望根据“以发展促还债”的方式与债务国直接谈判，而不是采取消极的紧缩经济、迫使债务国牺牲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但是遭到拒绝。
美欧等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从1982年至1989年共提出三个处理方案，其核心都是新自由主义。
此一时期恰好是国际秩序大变动的前夜, 苏联深陷阿富汗战场,世界舆论一致批判苏联的帝国主义倾向，苏联国力下降,。接着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向西方彻底投降，倡导“新思维改革”，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下。
也大约是在此一阶段，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改革开放，融入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分工体系。
与此相对,则是美国国力的增强,影响力的增大,美国的手伸的更长了。在美欧等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拉丁美洲各国(除古巴外)被迫吞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苦果。
1984年，世界银行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在贷款给一个国家时要求对方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改革的怪现象——墨西哥不幸成为了第一个，其他拉美国家则紧随其后。在此后的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情形又再度上演。
拉美成为世界上新自由主义实践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这给拉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长率为5.5%至6%，而80年代年均增长率仅为1%，被称为拉美历史上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借助世界性的原材料上涨，增长率上升到3.3%，但是也未达到70年代前的水平。
上世纪60年代，拉美失业率为4%，80年代失业率为7.5%，90年代至新世纪初失业率为9%。[37]
1970年，拉美家庭贫困率为40%，1980年为40.5%，但是1990年上升到48.3%。贫困人口1980年1.359亿人，1990年增加到2亿，2003年增加到2.26亿人。其中阿根廷表现得更为突出，1970年，阿根廷家庭贫困率只有8%，但是到了2002年却增加到51%。[38]
在此期间，拉美各国平均通货膨胀率急速增加：1983年由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1990年达到1185.2%，1991年至1994年保持三位数起伏不定，1993年反弹至876.6%，1995年至1998年降至两位数。[39]
依靠通胀对拉美国家及民众财富的掠夺，大规模的私有化也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外资直接投资在拉美几个大国增加尤为迅速，1990年至2003年，墨西哥增加3倍，巴西增加5倍，阿根廷增加9倍。其中超过40%的外资直接投资都是用于并购拉美的大型企业、资源。1991年至1996年，外资直接投资中用于并购的资金比例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别为38.9%、44.1%、15.6%；1997年至2002年，比例分别为82.3%、58.5%、42.6%，大量企业产权转向跨国公司。[40]
1990至1999年，拉美5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由1990至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年至1999年的230家，销售额从27.4%上升到43.0%。国有企业则从87家减少到64家，销售额从33.2%减少到18.8%。同期，拉美制造业100强企业中，外资销售额从53.2%增加到62.7%，国有企业则从 4.2%降至1.2%。此外，1998年至1999年，拉美出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43.2%，国有企业仅仅占24.1%。外资企业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41]
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1980年至1990年，拉美的净流出资金超过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1990年的拉美各国还欠着4430亿美元[42]。拉美各国承担了私人资本的巨额外债，拉美各国的私人资本却投资到国外。
在吞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拉美又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恰好是拉美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又一次重创了拉美经济。
新世纪以来拉美再掀国有化浪潮
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悬殊，国家经济极度依附外国资本……新自由主义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上世纪70至8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国内都出现了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9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又相继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的群众性运动。墨西哥萨帕塔农民起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拦路者运动、敲锅运动，玻利维亚的饮用水战争，秘鲁、危地马拉等国的反私有化运动等，此起彼伏。
1999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当选总统。拉美政局开始左转，左翼政府开始通过竞选上台执政，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2003年初）、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瓦雷.巴斯克斯（2004年3月初）、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领导人莫拉莱斯（2005年1月）、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2005年）等。2006年是拉美的大选年，又有一批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或者再次连任或者新当选为国家总统。它们是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巴拿马、秘鲁、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左翼政党获得了执政权。
由此开始，拉美一些政府或者开始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或者开始改革新自由主义。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是反美英雄，与古巴的卡斯特罗关系密切。他激烈批判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野蛮的、非人道的，如果不摆脱它，只有死路一条。”
上台之初，查韦斯实行玻利瓦尔计划：主张建立参与式民主的法制国家；开始了一系列减少贫困的计划，扫除文盲、医疗免费、食品补贴、住房改造，促进社会公正平等互助；重组工会和农民组织，推动土地改革；国际政策上，查韦斯大力对抗华盛顿共识，反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积极推动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他与足球明星马拉多纳肩并肩在第四届美洲国家峰会会场外高呼“埋葬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占据主导地位）。 有媒体把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视为卡斯特罗以后的拉美新的“反美铁三角”。
2002年4月，在美国策动下，委内瑞拉发生政变，但是很快，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查韦斯被救了出来，重新执政。
2005年，查韦斯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我们承诺将玻利瓦尔计划引导到社会主义上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种基于团结、互助、爱、正义、自由和平等的新的社会主义，一种21世纪的社会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人类，我们正在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书写历史的新篇章，过去邪恶的资本主义模式为少数人创造财富，给大多数人带来贫困”
在政治上，主张以参与制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国家的管理；
在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建立国有企业，将石油、电信、水泥、钢铁、银行、超市、咖啡、大米加工厂等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建立以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体系；
在社会方面，主张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互助，注重社会福利，减少社会贫困；
在对外政策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外交的多元化等。推动拉美一体化，以“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替代“美洲自由贸易区”。[43]
温和派的巴西卢拉政府于2002年，又兴建了30多家国有企业，力图重新加强国家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控制能力。
阿根廷政府将最大的航空公司重新实现国有化，将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在阿根廷的子公司圣马丁准将飞机制造厂国有化、养老金国有化，并且计划对石油天然气进行国有化。
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提出“社群社会主义”（富有印第安人的文化特色），又一次将石油、天然气、铁路国有化，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三次国有化运动。他批评前任总统桑切斯的私有化，将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以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在其中占有82%，玻利维亚只占有18%。莫拉莱斯承诺在2011年他任期结束之前，要重新分配共2000万公顷的土地，包括现在私有的、但被认为是“闲置的”土地。他在联合国论坛提出富有印第安文化色彩的“十诫”，其中包括结束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世界等。
尼加拉瓜，奥尔特加领导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2007年重新执政。他反对新自由主义，计划将电力公司进行国有化。
厄瓜多尔，科雷亚总统也声称要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2010年7月颁布一项法律，旨在加强国家对石油产业的控制，为将不遵守规定的私营石油企业实施国有化铺路。
这些政府的措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集体纠偏。
但由于长期以来遭受政变、颠覆的干扰，经济牢牢被外资掌控，拉美各国发展严重依赖原料产品出口，国内始终没能建立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至今，拉美各国依旧是依附型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影响。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拉美经济也深受拖累，复苏脚步至今步履蹒跚。据拉美经委会2010年1月统计数据，安第斯共同体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8年的81%增加到2009年的82.3%，南方共同市场从59.8%增加到63.1%，玻利维亚达到92.9%。经济大国巴西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3年的48.5%增加到2009年的60.9%。因此，此轮拉美国有化浪潮效果还有待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检验。
中国不能也不应再交惨烈的学费
在全球化的社会，中国不可能封闭起来。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需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吃点亏、交点学费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大方向，是我们在利用外资，而绝不能最后演变成外资控制我们。拉美的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已经清晰地说明，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领域的交锋，而是国家主权之争。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国家，是没有能力保护本国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和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拉美地区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巨额学费，现成的教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应也不能再为此交学费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下，中国依旧顽强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健全了我们的工业体系。因此，与拉美依附型经济始终受制于人不同，中国有不重蹈覆辙的坚固基础，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牢牢记住苏东剧变之殷鉴，在拉美(小国)和前苏联(大国)身上发生过的悲剧就不会在中国上演。
[1] 转引自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来源：托马斯A.白涞《美国人民外交史》纽约1942年版本，P504。
[2]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0。
[3]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5。
[4] 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227-23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7月第一版，内部读物；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1-102。
[5]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82-90。
[6]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618-619、645-6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18-119、P124-125。
[7]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76；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54-157。
[8]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12-113。
[9] 转引自（苏）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218，来源《格拉码报》1974年4月20日
[10]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4。
[11] 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227-232；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94-497；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6-167。
[12]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14-418；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5-166；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32、33、39。
[13]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390-418；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77。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363-367。
[14]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351-352。
[15]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49-450。
[16]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77-179。
[17]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581-582。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81。
[18]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7-167。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8-220。
[19]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9。
[20]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9-220。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7-167。
[21]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20；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9。
[2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牙买加三国数据来源，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9-180。
[23]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8、629。
[24]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98-201、230-234、276-279。
[25]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777。
[26]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199-2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27] 蒂姆·韦纳《中情局的罪与罚》P281-289，海天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28] 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P67-7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29]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18-420。
[30] 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P60；
[31]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21、423-424。
[32]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38；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20-421。
[33]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6。
[34]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4-155。
[35]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205-222。
[36]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46，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211、216。
[37]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研讨会综述》，《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
[38]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25、56-57，
[39]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54-55；
[40]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61-62。
[41]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52。
[42]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49。
[43] 徐世澄《查韦斯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本文根据大量资料编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标注不是很清晰。
此文原发于2011年6月《环球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