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四部分）

                                  四。文革真的失败了吗？兼谈主席的两件事

  主席晚年对自己一生做了一个总结，即我们熟知的两件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 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 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

如果说第一件事是夺取政权，那么第二件事则是保护红色政权不变色。第一件事使中国人民脱离了苦海，匍匐在地下的身躯终于挺立起来了；第二件事则是保护中国人民不再被打趴下，受“二茬罪”。

对于第二件事，主席逝世时，很少人能够真正理解，甚至没有。主席常说“有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正是对当时现状的生动描述。如今，我们在经历“邓复辟”的反面教育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主席的第二件事—发动文化大革命，倾向肯定。但是肯定归肯定，几乎所有人都毫无异议地认为“文革失败了”。对于左派和左派群众，如果不经过认真求证就断然认定“文革失败”，这个思维对我们的事业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在此结论上建立起来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很有可能与我们追求的事业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最终导致失败。在“文革失败论”中，比如有早前流行的观点 主席“晚年糊涂了”，“晚年犯了错误”。这些观点使得大家对文革研究是要么一拍脑袋想当然，要么退避三舍，更甚者要么捂住盖子，结果让邓产党持续忽悠了30多年而浑然不知，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沉重打击。现在大家对这些观点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它们是错误的，荒谬的。

判断做某件事是否失败的标准就是看这件事是否做完了没有，而不是所做事件的结果持续时间长短。如果这件事做完了，那就是成功。比如，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他们让飞机飞上了天。尽管飞行时间远较现代飞机的短，飞行高度速度远比现代飞机低，但是他们确实是把“造飞机”这件事做成功了。现代的飞机是在他们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而来的，历史称是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而绝不会称是波音或空客的某一个、某一群工程师/设计师发明了飞机；又比如，卡特发明了蒸汽机，尽管他的蒸汽机现在看来很拙劣，但它却开启了近代的工业革命。

判读一个大政治方面的事件是否成功，则是看它是否创立了一个理论并被实践证明是真理，或者是否建立了政权。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尽管当时并不丰满，但却被后来的实践不仅证明是真理，而且不断得到丰满。它影响和指导了许多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其中就包括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秦王朝虽然仅存在了十来年，但它带给中华文明的辉煌却是新中国之前的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

有人说：主席自己说“两件事还没完”，所以文革是失败的。这曲解了主席的意思。从主席的语气中，可以强烈感觉到在主席眼中几个海岛和文革遗留下的一些问题压根不在话下，之所以故意留个尾巴一是为了来考后来接班人二是为了作后手备用。台湾问题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后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从基辛格的回忆录可以得知，美国是有随时要放弃台湾的打算以求换取与中国的建交；文革遗留问题，主要体现在文革政权内有沙子，政权不是纯之又纯（比如后来被重新起用的老干部，很多都与刘邓俱乐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主席帮“四人帮”清除掉了所有文革政权中夹杂的石头（比如最后时刻，把邓小平清除出去）和大部分沙子，只剩下了小部分沙子和一个政治不入流的华国锋留给四人帮自己去慢慢清除解决（笔者注：主席这一政治操作类似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亲自拔掉了“刘邓俱乐部”的虎牙（彭、罗、陆、杨）后，把权力交给了红卫兵造反派，让他们自己去把“刘邓”这只拔了牙的老虎制服住）。

如果接班人是合格的，是有一定（不需要很大）政治智慧和力量的话，这些遗留的问题自然不是问题。历史已证明，四人帮作为文革政权的正统接班人在政治斗争中并不合格，在离开了主席之后，力量弱小的可怜，很难想象，华、汪、叶的政变竟然如此轻易得手。另外，那帮篡党篡权的混蛋要么是草包一个，要么是典型的洋奴，草包把文革问题办砸了，洋奴把台湾问题办“砸”了。这帮混蛋把事情办砸了，主席故意留下的尾巴也就自然变成他们的包袱（比如台独、各色干部混杂在中国政权内），甩也甩不掉。华国锋把事情办砸了，愚蠢地抓了“四人帮”，没有“四人帮”遏制的刘邓俱乐部内的老干部们顿时“活跃”，所以华国锋因文革遗留问题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压得喘不了气，所以邓轻易复出，轻易击败了华。华国锋被击败后，包袱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给邓背上了，如此一来，邓同时背上了两个包袱。同时背两个沉重包袱，邓当然很吃力，不舒服，所以邓虽号称第二代核心，却一辈子也没敢当一把手，不仅如此，还不得已挥泪斩杀他自己的代理人“胡耀邦”，一个不够，还要继续斩杀自己的第二个代理人“赵紫阳”，且一辈子也没敢给赵平反。邓在两个包袱的压力下，不得已背上了第三个包袱“六四屠夫”。三个大包袱同时一压，他的接班人“朱、胡、温”又接连背上了好几个包袱，比如“工人下岗”、“倒薄”、转基因等等。主席为邓产党精心设计的两个包袱，结果包袱生包袱，循环往复而不止，邓产党终究要因不堪重负而被完全压垮，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重回“文革政权”铺平道路。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第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文革政权，文革政权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政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见后述），可以预言，它必将在本世纪内开满整个地球；

第二.       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社会主义民主、工农兵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委员会和工农兵为主体的人大代表制度为特征的文革政权自1968年下半年-1969年建立起来了，并存在了近8年之久，如果把华国锋的两年自然消亡时间勉强算进去，应该说文革政权存在了10年；

第三.       文革创立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已经而且仍然证明是真理，是正确的理论；

第四.       所建立的文革政权被后来的“改革开放”也从反面证明了它的真理性，正确性，而所谓的邓氏“改革开放”则是极其荒诞不经，错误的（后面将着重论述）；

第五.       在中国开创了在同一朝代下发动人民群众起来夺权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政权。后来的各国颜色政变（比如茉莉花革命）也证明了这是一个真理，尽管其中有些颜色政变的国家对它们的人民带有欺骗性。这种政权的改变有两个特点，一. 可以避免大规模血雨腥风，二.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因而更适合现代社会政权的变更。

如果前一个政权被后一个政权取代，就断定前一个政权是失败的政权，建立这个政权的革命是失败的。这就把“失败”这个词僵化、机械化了，因而是错误的。倘若以此为标准，那么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以前的所有朝代都是失败的，所有的“革命”都是失败的，换言之，无论什么时候，只有现在才是绝对正确的。这种论断一方面是错误的：谁能说因为波音飞机取代了莱特兄弟的飞机，所以莱特兄弟的飞机是失败的？秦王朝被汉王朝取代，所以秦王朝是失败的王朝？希特勒上台，他就是绝对正确？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屠杀30万同胞是绝对正确的？苏联解体是绝对正确？现在我们呼吸着雾霾，吃着转基因，难道也是绝对正确？

另一方面该论断对我们的事业也极为有害的，因为它从思想上直接解除了左派和革命群众的武装，使他们甘于接受现实，失去反抗力，甘于被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所奴役。

一个政治理论不被现在的当权者运用，不能等同于它不是真理，不能说它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否则，同样犯了“只要是现在的，就是绝对正确”的错误。理论被运用与否取决于该理论的阶级立场与当权者的阶级立场是否一致。中国的“特色论”对“一夜暴富”的人而言是暂时正确的，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则是一个谬论，一个恶贯满盈的理论。

综上所述，文革及其所建立的文革政权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大大地成功了，它将是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最绚丽夺目的明珠之一。对中国而言，它的地位超过秦朝，它把中华民族带到了一个可以触摸着天堂的地方繁衍生息（笔者将在后面进行重点阐述）。

由于30多年的思想禁锢和思维惯性，至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内涵和脉络还是云山雾罩，瞎子摸象。要弄清楚这件事，必须以文革的发起人——主席的一生，主席的文章，讲话为主要线索去寻找答案，否则只能是一团浆糊、似懂非懂、似是而非、人云亦云。在讨论第二件事时，我们绕不过第一件事，因为，主席在做第二件事时，常常以第一件事的历史为镜（细心的读者，可以查阅主席文革时期的讲话）。换言之，主席做两件事的思维逻辑和信仰是相同的，一致的。好在主席在其有生之年，独力完成了这两件事。历史已经完整地准确无误地展现了主席完成第一件事的整个过程。以第一件事为参照，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主席在第二件事上走到了哪里，进一步证明文革是成功的正确论断。

(责编：而东；远航一号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