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发生过较大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弄清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以及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贡献；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论述了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构建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体系、方针原则和战略步骤等。这些宝贵的思想，对推进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一、巨大的理论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还只是处在起飞前的准备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是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制度保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革命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列强的坚船和利炮面前的被迫选择，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民族独立为前提条件。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因此，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毛泽东不仅从政治制度变革的角度，还从经济制度变革的角度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现代化虽然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但其核心内容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依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而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因而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一定的所有制关系为条件。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上半个世纪搞革命”的年代，已经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官僚资本所有制的意义与发展中国工业相联系，认为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毛泽东在1953年正式提出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虽然在改造的后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但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创造前提条件，在理论上的价值是应该肯定的；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对此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一个单一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建立是1949年以来获得经济增长和社会整合的首要因素”。 
　　 
　　(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早在民主革命胜利前，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从党的纲领的高度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以及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3年12月，在由中宣部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文件提出了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的思想，初步反映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国家。这是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说法，主要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党的八大又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作为党的任务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1957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将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中，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在1964年底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从此拉开了气势恢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序幕。 
　　毛泽东认为，把中国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就意味着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落后的状况。至于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55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在此，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但是，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造成了经济建设的重大损失。经过挫折，毛泽东重新冷静地思考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在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时间问题上，恢复了比较稳妥的估计，认为要比过去的估计更长。因而，1961年他在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中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二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他还强调说：“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国民经济发展长远规划时，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提出了今后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的发展步骤。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随后，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宣布了这一任务和实现步骤，勾画了中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宏伟蓝图，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方向，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确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和三步走部署的先声。 
　　 
　　(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 
　　首先，在指导思想方面，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以苏联经验为借鉴，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体和基础，是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课题。毛泽东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开始的。何谓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如何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大国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社会主义的标签。鉴于苏联和东欧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先后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所谓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必须把重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作为投资的重点，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这是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安全，实现国家富强所必需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必须充分注意农业和轻工业”，“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这是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更多些和快些”，而且“基础更加稳固”。他还以史为鉴，谆谆告诫全党：“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在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实践中，由于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比较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适当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践证明，毛泽东开辟的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是非常正确的。 
　　其次，在战略方针方面，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定的政治环境。如何处理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领域中的各种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问题。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新制度建立后，阶级状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和突出出来。这样，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特别是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成为摆在全党和国家面前的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极为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提醒人们注意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转化问题，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就是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在主观愿望上，毛泽东是想造成一个文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仅仅考虑的是国内建设环境，而当时的国际环境无法使他产生良好的和平建设愿望。在实践上，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分析，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撇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在根本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不谈，单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严重受损。因此，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 
　　最后，在基本原则方面，毛泽东提出实现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也不能排除向外国学习。革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现代化建设同样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了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毛泽东“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外国学习。这一思想包含了深刻的涵义：(1)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外援，但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2)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并不是闭关锁国，排斥学习外国。建国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向外国学习，他告诫我们不仅要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东西，“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吸收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向外国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3)学习外国不能盲目照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二、深刻的现实启示 
　　 
　　如何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毕生探索奋斗的目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给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启示。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反对“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的错误方针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他说：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毛泽东都非常强调创造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为此，毛泽东十分注重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来研究中国的国情，提出对中国和外国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反对教条主义，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一直主张独立自主，坚持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他在经济建设方面所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所创造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文化建设方面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早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年6月1日，他在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写给张澜的信中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社会经济制度、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我们今后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在实际上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要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理论上重视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等于在实践上重视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形成了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独特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着眼于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建国初期国内阶级斗争的起伏和国际上苏联非斯大林运动与赫鲁晓夫改革、东欧事件(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与东欧改革尝试的新动向，都牵引着毛泽东的视线和情绪。“阶级斗争”四个字，成为毛泽东判断国际国内社会形势与政治走向的依据和标杆。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断出现严重错误的理论根源。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1965年初，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错误观点、口号当时没有全面推行开来，但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把矛头对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理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更是表明毛泽东日益走上了严重错误的探索道路。由于他的注意力和思想经常受到阶级斗争的吸引，因此，“1958年以后，毛基本上没有注意经济工作，这就影响了毛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客观地分析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现实基础，反对急于过渡和急于求成的错误思想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明确概括为：“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要使全体干部和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毛泽东虽多次指出中国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一穷二白”，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上急于求成，所以在社会发展阶段的实践上和认识上开始出现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一百年，个别行业可以试行总结一些办法和经验，也可以考虑一个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甚至提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反思探索出现的失误时，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说明，毛泽东已从国情这一逻辑起点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结合上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随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逐步升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些正确的观点没有最终坚持下去。 
　　可以说，没有人能比毛泽东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有更深刻的了解，也没有人能比毛泽东对这个人口众多的贫穷落后大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困难了解得更深。不管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多少偏失，都不能淹没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做出的前无古人的、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人类历史的演进，在许多极为重要的关节点上，都是依赖了为之开辟道路的“第一个”和“第一次”。虽然这些“第一个”、“第一次”往往并不那么完满，但人类历史却正是靠这些“第一个”和“第一次”，才终于踏上了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