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二节）

第五小节. 笔杆子夺权---七千人大会

主席1967年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七千人大会是刘邓俱乐部精心布的一个局，一个架空主席的局。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联合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破了刘邓这个局。左派同志们往往对主席的“道”心领神会，却对主席的“术”一知半解，甚者更是一窍不通，远不如我们的敌人从主席那里偷来的“术”。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往往是情感战胜理智，结果造成理直而气亏的怪现状。比如我们在对待“钱”的问题上，其实我们很“穷”，却往往摆出“强者”的姿态，对金钱嗤之以鼻，手上沾钱总觉“脏”。我们可以很穷，但我们的事业需要钱来资助完成。须知，弱势时的“主席”还向章士钊借过大洋，接受过陈嘉庚的捐助。

从主席与刘邓俱乐部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较量，可以看出，主席的“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另外两个关于主席“术”的经典案例：一是“中苏论战”，主席靠笔杆子挑落赫鲁晓夫，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极（见前述）；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面将重点论述）。

笔者前已提过，文革前，人民群众因政治诉求渠道不畅，作为政治力量当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此时的群众一个主要特征是“顺民”。剩下的政治斗争仅是主席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正义势力与刘邓俱乐部为首的反动势力争夺保守势力。然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又了解多少？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的话是当时情形的写照：“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现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如此少的知识如何与刘邓俱乐部据理力争，如何能够争取保守势力的支持？摆在眼前活生生的事实是代表社会主义路线的“三面红旗”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遭到重挫！所以如果离开了主席，两者一旦交锋起来，正义势力必然惨败。因此，正义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决斗胜负实质取决于主席的权威和刘邓俱乐部势力的此消彼长，取决于保守势力的站队。

从前面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1957年）到7千人大会（1962年），短短五年之内，主席权威经历了五次巨大滑落和一次巨大考验，却无一次获得提升。

第一次：反“右”运动，主席威望在知识分子中威望陡降；

第二次：反“反冒进”，主席闲置了周恩来和陈云，让许多原先紧跟主席步伐的保守势力倒向刘邓俱乐部，或保持中立；

第三次：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判，1万多名干部受牵连，包括了朱德、李先念，让更多的紧跟主席步伐的保守势力倒向刘邓俱乐部，或保持中立；

第四次：中苏论战，苏联撤出全部在中援助专家，主席在留苏派和亲苏派中威望陡降；

第五次：“信阳事件”揭了盖子后，主席在全体中高级党员干部中的威望下降。

一次巨大考验： “两弹一星”的“继续上马”和“下马”之争。

而刘邓势力则相反，势力膨胀获得7次急剧膨胀，其中包括了主席威望巨大滑落的五次。

第一次：借反“右”运动收拢了一大批右派知识分子的心。邓氏的“改革开放”之所以

没有遇到人民群众的抵抗，这批由邓直接指挥在1978年才获得平反的右派“居功至伟”，其中最臭名昭 著的是朱镕基和茅于斌（笔者注：自从主席1959年8月24日发出《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后，绝大多数被邓小平的反“右”扩大化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得到社会主义改造后，是在1978年以前已经被摘帽，无所谓平反）；

第二次：反“反冒进”，夺得经济主导权，基本失去了来自周恩来、陈云方面的掣肘；

第三次：以“大跃进”为名，挥舞着“右倾”和“死官僚主义”的帽子逼迫中高级干部站队，将“抵抗”的干部清理掉。比如，1958年中组部（注：刘邓俱乐部的“独立王国”）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所得刘邓俱乐部掌握干部的生杀大权。

第四次：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9年4月18日-28日），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威望大增，成为主席接班人的不二人选；

第五次：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替刘邓俱乐部承担责任之时，他们却死咬彭德怀不放直至将他打倒，趁机借“反右倾”的大棒打倒上万名党员干部，扩充自己的势力；

第六次：与苏联暗通款曲，订下城下之盟，成功访问苏联，成为留苏派和亲苏派的希望；有了苏联的撑腰，刘邓俱乐部腰杆子也“硬”了。

第七次：“信阳事件”揭了盖子之后，又以纠左的名义对干部进行清洗，大肆扩充自己的势力。以刘少奇尊点的湖南（1961年4-5月间）为例，在1960年冬和1961年初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湖南全省80来个县，有30来个县委第一书记被撤换，被换掉的第一书记约占四成之多（注：主席是不可能亲自撤掉/任命这些书记，刘邓控制的中组部才是正角儿）。

因此，刘邓俱乐部势力经过5年的急剧膨胀，势力已经遍布朝野上下。在最高级干部中，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倒向或进入刘邓俱乐部（比如杨尚昆、罗瑞卿、贺龙等），或者保持中立（比如朱德、陈云、李先念等）。此时的刘邓俱乐部的势力已经完全具备与主席分庭抗礼，剩下的只是一个时机。

1962年1月，这个时间点是刘邓进攻的绝佳时间点。一是三年自然灾害已经结束，二是国家经济滑入到最低点正要往上爬升，三是隔年粮快要断未断之时，四是尚未进入春播春种，否则，一旦进入春播春种，主席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开如此大规模会议，五是中苏关系进入最低点，但还没有被真正揭盖子，利用苏联打压主席存在可能。还有文件叙述，周恩来说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动机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注：周恩来参加苏共22大（1961年10月17日 – 31日），会议结束前，于10月23日提前回国，其中曲委，前已论述），笔者认为这个理由更像主席的借力打力，切断刘邓俱乐部利用苏联老子党来打压主席和三面红旗的通道。

接下来问，如果没有地方干部参加会议，刘邓是不是没有取胜的信心？

笔者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只通过高级干部会议，是万万不能将主席架空。因为与刘少奇地位相当的人大有人在，资格比刘少奇老的人大有人在，不服刘少奇的人也大有人在。要知道，刘邓二人的地位和权威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主席对他们的“袒护”。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主席与这些最高级的干部之间的关系有如父与子的关系，而刘邓和他们仅是兄弟关系。刘邓一旦在高级会议上攻击主席，其攻击意图则会变得很明显，很容易被他们的政治对手对手抓住辫子，扣上阴谋推翻主席的帽子，从而万劫不覆。作为政治老手的刘邓是深明此理的，对于一个小小的华国锋，邓小平也是先以西单民主墙为载体，以“两个凡是”为突破口，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才把华国锋一点点挤下了台。

只有开大会，才能把自己的意图隐藏起来，才能为自己造更大的声势，才能顺理成章架空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获得与会代表长达10几分钟的热烈掌声即是明证。当然，这种所谓“架空”不是一下将主席打倒，他们是无任如何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架空是压缩，进而剥夺主席直接对国家事务的干预权和过问权，名誉上事事由主席决定，拿主意，实质是只到刘少奇为止。只有刘少奇认为必须请示主席的，主席才有机会过问。如此下去，假以时日，主席终究要被推翻，修正主义终究要取代社会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正如主席所言：“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只有开大会，刘邓俱乐部才有可能将主席架空，这也是为何七千人大会的始作俑者是邓小平（刘邓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七千人大会原本计划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7月下旬，刘少奇的秘书，现在号称“左王”的邓力群接受新任务，暂时放下手头编写《刘少奇选集》的工作，着手准备“七千人大会”（当时叫作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那么为何一个普通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演变为七千人大会？

事件起因是1961年11月10日，中央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落实粮食征购和 上调问题，这次会议达到了会议目标，各中央政治局第一书记都接受了粮食征调指标会，按李先念的话说，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既然会议取得了成功，为何还要节外生枝？，为何还要画蛇添足，费神费力要调地委书记来北京做通工作？难道各中央局的书记就那么怂，中央就那么神通广大？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七千人会议前期，各代表团的成员都畏缩不敢言，说明中央局的书记们和省委书记们的威信还是蛮大的，他们的话还是一言九鼎的。尤为甚者，七千人大会从一开始准备就压根不是关于粮食征调打通思想，而是一场究责！换言之，“粮食征调打通思想”仅是一个幌子而已。正如所谓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

有报告说这个调全国的地委书记来北京打通思想的建议是陶铸提出的（笔者未进一步核实，如果真有，亦或是陶铸另有打算，正如陶铸在会上抱怨“中央书记处检查不深刻”），但是这个建议确实是邓小平11月12日晚向主席汇报时提出。

接下来，笔者要问，为何这次会议不选择只调集全国省级负责人开会？如果这样，开支会缩小不少。这个理由在前面已说明，这里不再敖述。为何不象主席所提议的调集包括所有县委书记来开会？如果这样，思想工作做通得会更彻底，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事实上，会后绝大部分部分代表非常满意七千人大会的会议结果，他们把憋在肚子里的气都给出了。有人说，调集所以县委书记，这样开支过大。既然这样，那么后来为何要加入1000多位厂矿的厂长和党委书记？这样开支是不是更大？按主席的话说，当时这些厂矿的领导很多都是资本家摇身一变而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留苏派，我们知道中国当时的重大工业项目都是苏联援建的。又有人说，这是邓力群提议的。邓力群当时职务不高，秘书而已，没有这么大的胆，也没有这么大能力，即使真是他自个的建议，邓小平也不可能会接受。我们知道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据有关文献记录，邓小平同意了“邓力群的建议”，主席、周恩来、彭真也分别画了圈。这里唯独缺少刘少奇画圈，所以，毫无疑问，邓力群的建议其实是刘少奇的建议。

由于地委书记职务的不上不下，他们的天然属性决定他们的站队更靠近刘邓俱乐部，换言之，刘邓说什么，他们就紧跟着，比如当时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始作俑者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然而，县委书记更接近基层，鉴于主席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们的天然属性决定他们要站在主席一边，换言之，谁跟主席过不去，他们就跟谁过不去，而且县委书记的站队必然牵引着地委书记的重新站队。因此，召开只有地委书记以上级别参与的究责大会，刘邓架空主席的胜算就大些。而召开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五级干部会议，如果主席不出错的话，刘邓的败局已定。事实上，围绕着七千人大会，主席充分展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随机应变，主动防守，主动出击，自始至终没有出过错。

综上所述，邓小平向主席提出开会的建议动机不纯。当然主席当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加上邓小平的提议也是合情合理，也就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觉得只做通地委书记的思想还不够，应该加上县委书记，这样做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主席将这次会议定调为总结经验，鼓足干劲。似乎看到情形不对，在杨尚昆起草会议通知时，刘少奇又仓促将1千多名厂矿领导塞进了会议通知。这样会议的规模一下子扩大为7千来人，故称“七千人大会”。结果会议的初衷完全被颠覆，由以前关于农业农村的会议扩大到全国重要各行业的会议。该通知正式命名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1月15日正式下发，距离开会时间不到两个月。因此，七千人会议是一场准备仓促的超大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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