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 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 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 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 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 们工作的重点。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 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 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杜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了,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 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 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 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 “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 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 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 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 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众性大 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 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 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此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奴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这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工 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在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讲了。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 饭,(毛泽东: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通了,在思想上、认识上 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发生过这些缺 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因为有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 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 可能不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 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号。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 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 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局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 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 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 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 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 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 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 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 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 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右的做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问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 此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 起来丁。这种方法,是不好的。我们要朝气勃勃,但是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 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过的。这是那个 时期实行土地改革的正确方法。以后,我们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党是有这种经验的。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 打无把握之仗。这是讲战争。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典型试验,小范围里的试验,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要去搞的,目的是取得经验,做好准 备。“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 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因此,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 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 还有,在水利建设中,曾经提过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由于执行这个方针,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其他地方也许可以实行这个方针。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 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毛泽东: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 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各县委提出意 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这些口号的清理,一律要经过中央,各地方不要自行决定。 其次,讲一讲任务问题。 书面报告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的生产任务,也提出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我们对于十年的指标,只是一个初步设想, 将来经过综合平衡后作出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的数字。对于十年的指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高了?是不是还要低一点?有的同志说,这些指标不是高了, 而是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我们说,达到这样的指标,现在也没有多大把握。还是先提出这些指标。如果说低一些,那就算是留有余地,以便将来超过。(毛泽 东: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这些指标,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或者还可能差得相当远。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还要继续研究,综合平衡。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指标的高低和人民群众干劲大小的关系问题。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 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指标和干劲有一点关系,但是不能这样说:指标的高低, 同人民群众干劲的大小成正比例。据我看,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 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 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 干劲有两种,干部的干劲和人民群众的干劲。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干部的干劲,而在于人民群众的干劲。单有干部的干劲,没有人民群众的 干劲,是不行的。当然,单有群众的干劲,干部没有干劲,也不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干劲。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能够开这样的七千人的大会,在这 样的条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口号,有符合实际的办法,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要使用得当,不要浪费,要把 群众的干劲长期保持下来。这是不容易的。这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劳逸结合。如果老是“黑夜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搞那么三五天,干劲就没有了。苦战几昼夜之 后,干劲就保持不住了。应该使群众长年累月都保持住干劲,都有饱满的情绪。对于群众的干劲,一定要使用得当。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决不要二百人去干,而应 当要一百人干活,其余的一百人睡觉,休养生息,睡好了再干。本来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为什么要二百人去干呢?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 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担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 严重的挫折。要把群众的干劲再度鼓起来,我们就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同群众一起制订一些切 实可行的办法。最近几年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起来后,如何节省地使用群众的干劲,如何经常保持群众的充足干劲,这是一件困难的 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学习。 此外,一九六二年这一年,我们要在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政府和党这七个方面,定出一定的规章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工、农、商、学、军、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了,事情就比较地好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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