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二节）

第二小节，打鬼借道钟馗---刘邓俱乐部清理政治对手

反“反冒进”清理掉周恩来和陈云

要弄清楚主席为何要反“反冒进”需与另两个著名事件先联系起来，一件是1957年因“双百方针”运动而引发的“反右”运动；另一件则是1956年，赫鲁晓夫揭斯大林的盖子，并因此引发“波匈事件”（1956年-1957年）。第二件事实质鼓动了当时的右派分子利用“双百方针”对中共执政进行集体讨伐，大有不夺权誓不罢休之势。

1957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的第一年，是共产党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年。好比一座大厦刚刚落成，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出来对这座大厦的建造者说大厦建造得如何如何的严重不是，请问建造者该有如何想法？特别是这个说话的人刚好是大厦建造者的对手，建造者又当有何想法。

1957年，确确实实出现了这样一批“说话者”，这批人就是“右派”，他们对刚刚落成的社会主义大厦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极尽嘲讽之言。他们的切入口恰恰是周恩来和陈云1956年制定的所谓“反冒进”经济方针政策。他们将之称为“全面冒进”来对共产党进行全面攻击(注：笔者尚未查到刘邓俱乐部是否是此“高论”的始作俑者，但是控制宣传口的刘邓俱乐部让此“高论”大行其道则是大有文章)。攻击的逻辑即是：连你共产党本身也承认“冒进”，要“反冒进”，这不是恰恰说明你们共产党有打江山的能力，但没有坐江山的能力，只能是瞎整。这也就是为什么主席说“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因此，不管周恩来和陈云是局部如何正确，如何英明，他们都将注定因“反冒进”而受到党内批评。正如主席所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比较反右运动和反“反冒进”运动的时间节点，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针对“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主席采用了“反‘反冒进’在前，反‘右’运动在后”。

1957年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９月２０日—１０月９日）上，主席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对“反冒进“进行严厉的批评“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 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推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1958年1月12日，主席将“反冒进”提升到方针性错误上进行批评；

1958年2月18日，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将“反冒进”定性为非马克思主义，而“冒进”（注：这里的冒进应理解为跃进）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

1958年3月19日成都会议上，主席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说明。

1958年5月5日-23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同样绝大多数的右派是在1958年做出的结论和处理，声势浩大的“反右补课”是在1957年底-1958年初发动的。

那么主席为何要将对“反冒进”的批评升级。

一是“反冒进”的问题在1957年9-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没有解决，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两者都反，实质等于不反，实质还是“反冒进”，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更何况，此时“反冒进”已沦落为右派进攻共产党的主要工具，如果共产党还傻乎乎高喊“反冒进”，岂不等于政治自杀？顺便提一下，例似的情况发生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席的著名“指头论”被刘少奇“批臭”后，主席的后来讲话中再也很少用“指头论”（笔者将在后面重点论述）。

二是反右的需要，如果只处理右派，而不对推行“反冒进”政策的人进行处理，不能让人心服，因为两者实质相差“50米”，而且右派对共产党攻击是以“反冒进”为突破口，是建立在“反冒进”基础上的，这就是为何对右派的处理是随着反“反冒进”的深入而推进的；

三是要统一全体党员干部的意志，集中精力全心全意开创“大跃进”的新局面。

尽管如此，在主席的反“反冒进”的过程中，主席对周恩来同志是想保护的，只是刘邓俱乐部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紧咬住周恩来不放，而导致周恩来和陈云多次做检讨，尤其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当着来自全国的人大代表的面作检讨（笔者注：事实上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他们采用了相似手段对付彭德怀，只是彭德怀没有周恩来睿智，而惨遭打倒）。

1958年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高度评价周恩来1957年6月23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痛驳右派、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1958年5月23日，在主席宣布“反冒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周恩来同志尽管做了检讨，但他的职权并没有被罢免和削弱。然而，刘邓俱乐部并没有善罢甘休，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不到2天，

1958年5月25日，彭真送给主席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注：关于反冒进），主席对文中“跃进”一词大加赞赏。

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1957年6月23日的报告（注：还是关于反冒进）送给主席，指明“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属于周恩来。当日，周恩来赶紧给主席写信承认 “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笔者感到奇怪，在主席宣布“反冒进”问题已经解决以后，彭真为何两送有关“反冒进”的文件给主席，难道是仅仅为了追溯“跃进”一词的渊源？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同一件事中，周恩来给主席写信承认“方针性错误”与“跃进”一词的发明是牛唇不对马嘴，并且，周恩来确实在这之后被免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并且自己主动提出辞职。这是周恩来两次主动提出辞职中的一次，另一次是发生在文革初期，“极左”造反派利用“五一六”通知反对周恩来，蓄意破坏主席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建立的统一战线。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在周恩来主动提出辞职之后，“以柯（庆施）代周（恩来）”的小道消息立即甚嚣尘上。

所谓“以柯代周”，其实关键是“代周”，其实是“以邓（小平）代周”。理由不复杂，因为当时柯庆施压根不是什么副总理，仅是一个地方大员，当时的组织程序还是相当严格，柯庆施一直到1965年第三届人大会议才当选副总理。当时副总理名单按地位顺序排分别是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从名单来看陈云排第一，但是和周恩来一起因反冒进而受到批判，因此不可能接替周恩来；林彪和彭德怀主要在军事方面，他们两位如果没有特别原因，接替周恩来的可能性不大，接下来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一直是周恩来的副手，对国务院的工作熟悉。毫无疑问，如果周恩来辞职通过，接替的当然人选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人。综上述，制造“以柯代周”谣言的人与刘邓俱乐部脱不了干系，因为他们才是这个谣言的受益者。

有人之所以认为主席有意要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是基于下面两点原因：一是主席在1月26日的南宁会议用柯庆施写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来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二是会上主席多次称比他小9岁的柯庆施同志为“柯老”。显然，这是捕风捉影：

一是因为主席从未表达过要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二是因为柯庆施的那篇文章确实是一篇反击右派进攻和反“反冒进”的重量级文章，当然值得大大夸奖（注：当时还没有对绝大多数右派做出结论和处理，右派不服，“反冒进“的问题在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 -- 10月9日）并没有得到解决，后因主席出访苏联而暂时耽搁），相似的情况发生林彪同志身上，主席对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大加褒奖；

三是主席之所以称柯庆施为“柯老”是因为他是当时党内唯一一位健在的受到列宁接见的同志。

1957年底从苏联访问归来的主席开始对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苏联已经变修了，不再是社会主义苏联了。变修了的苏联和坚持要走社会主义的中国注定要分道扬镳。与其被动分手，还不如当断则断。主席开始着手准备与赫鲁晓夫分道扬镳，没过多久，主席就对“长波电台”大发脾气。因为苏联当时表面是高举列宁旗帜，实质已经离经叛道，所以抬出列宁来批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最好的武器。 称柯庆施为“柯老”与其是说给与会的人听的，还不如说给变修了的苏联领导人听的，说给赫鲁晓夫听的，以示表明中共是马列主义正统继承者，是坚决要走列宁道路的。只要中共坚持走列宁的道路，坚决捍卫列宁，就占领了共产国际的道义至高点，一方面就有可能延缓苏修进一步堕落，历史证明，中苏论战确实延缓了苏修堕落的速度，使得苏联解体推迟了几十年；另一方面给中国变修打了预防针；还有一方面是使得中国彻底摆脱共产国际“大哥”苏联的控制（注：中苏论战后，共产国际已经发生分裂，中国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成为世界的新一极）。中国坚持走列宁的道路，与苏修分道扬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两年多后，1960年中国主动挑起中苏论战，首场论战所借的东风恰恰是列宁。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如果主席真有意让柯庆施代替，显然不会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年2月18日）上夸赞周恩来在1957年6月23日做的报告，也不会对周恩来发明的“跃进”一词大加褒奖，更不会未经打招呼（这不是主席做事的风格）就仓促于1958年6月9日（注：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两周）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周恩来的请求，也不会在会上同时讨论彭德怀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的请求。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没有邀请柯庆施作为特别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由此看来，一是：倘若谣言是真，柯庆施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但柯庆施没有参加，所以谣言不真；二是：即使周恩来辞职通过，也轮不到你邓小平，而是要辞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很显然，主席想尽快清除掉所谓“以柯代周”的噪音，保持党内团结稳定。

在那种环境下讨论的结果，显而易见：“他们（周恩来和彭德怀）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会后，主席还特地嘱咐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注：会议已过近两周时间，写一个会议记录竟然花如此长的时间），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主席，主席当即批示（注：爽快）：“退（杨）尚昆存。”意思是此事就此打住。现在有人还拿主席在周恩来辞职的事情上没有表态来玩嚼头，那只能说明他是政治弱智。

刘邓俱乐部借助右派进攻成功将周恩来和陈云打压下去了，后者的威望陡降，从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周恩来很少发表意见，陈云干脆沉默。刘邓俱乐部在没有了周恩来方面的掣肘，在随后进行的“大跃进”越发肆意妄为。

1959年庐山会议清理掉彭德怀、李先念等

如果说周恩来的失落是因为“不走运”，碰上右派进攻，那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难简直就是自己往枪口上撞，找死！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当上了国家主席，地位非常稳固。

有关会议的来龙去脉，在很多书中都有详细的描叙，这里就不重复。这里只选一些重点进行说明：

庐山会议本来一切进展顺利、成功，原计划7月15日结束。7月14日晚，彭德怀突然给主席呈送了一份“万言书”。“万言书的内容”显然是要究责，当然攻击的目标是刘少奇而不是主席本人，这与后来的七千人大会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

显然，如果这封“万言书”没有政治目的（为公也罢为私也罢），不应该如此操作，正常操作应该是私下当面交流或会议前期或会议结束后再把这封信给主席。也许彭德怀原先以为会议的精神是纠“左”，要纠“左”，必然要追究刘少奇等人的责任，到时再表达自己的看法。可让他失望的是，左是纠了，但刘少奇等并没被追究责任，会议开成了一个“神仙会”。因而不甘心，故而在会议快结束前，才将信匆匆交给主席，希望主席斟酌。

显然，这个时间是最糟糕的，因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简称《记录》）都已经出来了，第二天会议就结束了。如此一搅和，岂不乱套？然而，作为政治大家的主席清楚地意识到彭德怀的这封信其实代表了一批中高级领导的意见，也就说明，党内意见不统一，有相当一批干部对《记录》不满意，党内存在尖锐的矛盾。一向坚持党内团结和党内意见要统一的主席，很自然地作出延迟闭会，并把彭德怀的这封信分发给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以求最终形成统一的意见。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了主席类似的政治操作。

彭德怀本人当时的不冷静、不理智和刘邓俱乐部的拱火给主席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此时，赫鲁晓夫趁机发难，旗帜鲜明地否定人民公社（注：中苏论战尚未开始，当时的政治环境一般是大哥教训小弟，小弟不敢反抗，不能反抗）。共产国际的“大哥”发话给当时作为“小弟”的中国，否定人民公社，由此带来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为免打乱整个庐山会议精神，主席还是顶住了一切压力，没把事情节外生枝，而是主动承担了“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的全部责任，并于7月31日宣布会议结束。收拾行李包囊，准备第二天下山，打道回京。

可是，刘邓俱乐部不干了，紧紧抓住这个送上门的千载难逢机会，死死揪住彭德怀不放，要求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导致会议第二次延期--- 中央全会（注：主席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彭德怀终究没有周恩来的睿智和隐忍，结果会议上双方剑拔弩张，缠斗不已，新帐旧账一起翻，最终整个会议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主席不得不出面平息了这场争斗，牺牲了彭德怀。

因为当时“三面红旗”正处在内外交困当中，苏联老子党已经出面干涉，所以必须尽快从混乱中恢复平静，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在会议达到不可收拾的最后阶段，主席不得不果断迅速地牺牲掉彭德怀，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强制平息这场“胡搅蛮缠”，尽管主席后来向彭德怀承认“真理也许在你那边”。

然而，主席的退让并没有换得刘邓俱乐部的歇手。他们“乘胜追击”，借打倒彭德怀之机，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右倾”运动，彻底颠覆了原先的庐山会议精神，终于将遭受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庐山会议之后 到“信阳事件”爆发的一年，也是中央和地方对主席“捂盖子”的一年，中国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彭德怀事件客观上极大地加剧了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彭德怀事件导致了包括李先念、黄克诚在内的上万名党员干部受到了批判，主席的威望也遭受严重的损害。相反“刘邓俱乐部”借机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地位获得极大的巩固。在“信阳事件“被揭开盖子后，刘邓俱乐部又以“党内斗争过火”为由，大刮“翻案风”，收编彭德怀的派系为己所用，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上演了一场“自己把人打倒，自己把人扶起”当代人间“悲喜剧”。当然，刘邓俱乐部刮“翻案风”并不是一箭一雕，而是一箭双雕，另一只“雕”是反“三面红旗”，这是主要方面。因为彭德怀的“八大”罪状之一是“疯狂反对三面红旗”，给彭德怀平反意味着三面红旗是错误的、不对的。所有上述这些为日后刘邓俱乐部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发难，妄图否定三面红旗，妄图架空主席铺平道路。作为“悲剧”人物的彭德怀元帅，在死后仍被刘邓俱乐部“收编”，成为疯狂攻击主席的重量级工具，实在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