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 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 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 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7] 。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 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 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 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 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 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 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 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 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 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 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 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 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 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 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 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 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 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 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 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 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 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 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 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8] 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 的这种看法,一九六○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 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 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 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 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 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 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 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 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 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 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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