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二节）

第六小节.  夺权的继续----七千人大会之后至文革前

七千人大会后，刘邓俱乐部并不甘于阴谋的失败，而是紧锣密鼓地谋划第二次进攻，第三次进攻。三年自然灾害后，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单干风又开始死灰复燃。刘邓俱乐部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几乎团结了所有中央高层领导要求“分田/包产到户”，使得主席成了“孤家寡人”，在七千人大会的同一年终于演变为一场事实上的“逼宫”。

一.     分田/包产到户的“逼宫”

鉴于当时的经济困难和中央政策的调整，一向重视调查研究的主席，在七千人大会当年，前后两次外出考察。一次是七千人大会结束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主席乘专列外出，先后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邯郸停留，3月26日返京，历时一个月十八天；第二次外出是1962年5月2日，主席再次乘专列外出，先后在蚌埠、无锡、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停留，了解农村经济恢复情况，7月6日返京，历时两个月零五天。两次的调研使主席坚信农村走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然而，让主席料想不到的是，回京后的他却不得不面对他的观点与所有高层领导看法相左，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左的尴尬场面，形成了事实上对主席的“逼宫”。

当主席心情舒畅地回到北京，也就在同一天（7月6日），连续遭到两次“当头棒喝”。一次是他最信任的大秘书田家英在经过几个月的湖南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他“相反”。田家英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这样自发地搞下去，还不如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而60%还是集体和半集体”；第二次是当年3月刚被任命为中央经济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云，陈云主张“包产到户”，认为“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需要4年的时间，否则需要8年”。

在此前，6月24日，陈云与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了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要包产到户。

7月2日， 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 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 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 “安徽的同志说得好，‘黄猫黑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

在主席回到北京前，田家英向在京的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先行做了汇报，明确提出要“分田/包产到户”得到这些领导的支持和默认。

朱德提出应该在《农村工作六十条》中专门增加“单干户”一节，使其具有“合法性”。

在已经知道主席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后，身兼国家副总理和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在7月17日仍然当面向主席陈述包产到户的“好处”。……

面对所有的其他中央领导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主席何处何从？是妥协还是斗争？主席选择了斗争，因为主席坚信真理站在他那一边。为了扭转这个被动局面，首先，7月8日主席召集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田家英等人开会，介绍了自己考察的情况，认为当前形势并不坏，建议在座的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以便了解一下农村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主席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农村中发生的包产到户现象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态度。

7月18日，主席约杨尚昆谈话，明确提出了是“走集体主义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

7月19日，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郑重提出了上述两个问题。

7月20日，主席同来京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们谈话，严厉批评了出现在农村中的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现象，批评了赞成、支持这种现象和意见的人。

7月22日，主席作出《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的座谈会记录的批示》

7月23日，主席批示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草案）》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7月25日-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主席对反对“分田/包产到户”，反对“个体经济”，坚持“集体经济”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大量的说服工作。会议期间，主席坚决反对“分田/包产到户”的态度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反复地，苦口婆心地重申。

8月24日，主席批示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印发即将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讨论。

8月26日-9月23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主席对与会的代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思想工作，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为何坚决反对“分田/包产到户”，坚决要搞“集体经济”的主张。

9月24日-9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席继续重申自己对“分田/包产到户”的反对观点。

主席经过近3个月细致耐心的思想说服工作，加上自己的崇高威望，终于独力扭转了被动局面。自此后，“分田/包产到户”这个词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主席逝世。

这里顺便提一下大秀才田家英的命运，田家英的学识才华深受主席欣赏，他本人也深受主席的器重和信任，为此田家英还被主席推荐作过毛岸英的老师。很可惜，田家英似乎不太珍惜主席对他的感情，反而在“分田/包产到户”这件事上着了刘邓的道，直接/间接被刘邓利用，岂不让主席伤心透顶。笔者不太同意田家英只是一个“书呆子”的观点，否则他不可能在主席身边一呆就是18年， 只能说他的执政理念与刘邓相似或者有点知识分子的投机心理，故于着了刘邓的道。也难怪，刘少奇作为主席接班人的不二人选，又长期主持着中央一线工作，握有 实权（笔者注：如非特殊情况，主席是不会去过多过问除中央和省级领导之外的干部任命），所以能够接近刘少奇对许多干部而言，是最好不过的事，田家英自然也 不能免俗，终于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样，当主席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田家英因与刘邓俱乐部走得太近而被淘汰也就不可避免， 1966年5月，田家英离开了中南海。很可惜，书生终归脆弱，尤其像田家英这样一直顺风顺水的书生，一遇到挫折就走上了绝路，辜负了主席对他的信任。

如果说主席1962年战胜了“分田/包产到户”派，所凭借的是个人权威，很多人其实是口服心不服，那么，1963年的国民经济的大恢复大发展，则让许多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据统计：

1963年，“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主要的工农业生产指标都按计划完成，粮食总产量达3400亿斤，比1962年增加200亿斤（增长6.25%）；棉花总产量达2400万担，比1962年增加940万担（增长64.4%）；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工业中，钢产量达762万吨，比1962年增加92万吨（增长13.7%）；原油产量为648万吨，比1962年增加73万吨（增长12.7%）；发电量为490亿度，比1962年增加32亿度（增长7%）；国家财政收入为342.3亿元，支出339.6亿元。扭转了连续3年的经济困难局面”。自此后，中国国民经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飞速增长，尤其在文革政权建立后，实现了人间奇迹。

鉴 于此，主席“不无得意“地说：““邓子恢讲，分田单干，给他八年时间，就可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我才不上他的当哩！”，“结果怎样？我们坚持人 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基本扭转了国民经济的重重困难，哪里用得了八年？如果真的给他八年时间，中国早就变成资本主义了！”

那么主席为何把“分田/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呢？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在主席看来，分田/包产到户是“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 形成事实上的“小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与主席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对此，主席是绝不允许的。失去了封建法权束缚的农民拥有土地， 确确实实是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由此看来，邓氏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可惜，由于文革派被镇压，所以绝大部分中国人（政治自在阶级 也罢，政治懒汉也罢）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反而错误地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而被邓产党忽悠了几十年。

有人认为主席在“分田/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上，不讲民主，而是搞“独裁”。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是忘记了民主的阶级性，民主只是对自己人而言，而不是对“敌人”而言。共产党与国民党讲民主，收获的只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四一二大屠杀”。对待敌人的态度只能是斗争。“分田/包产到户之争”是“两条路线之争”，是阶级斗争。这个斗争不是与敌人讲民主，否则，必然吃大亏，这个政治斗争如主席所言，所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二． 中苏关系破裂

前已论述，苏共自始至终想当中共的“老子党”，这一点，作为刘邓俱乐部的头子之一的邓小平也承认说：“我们关系之所以搞坏，为什么搞坏，就是因为苏联要控制我们。”，中苏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中国要摆脱被苏联控制，只有一个选择方法，那就是让中苏原有关系先破裂，然而再在平等的原则上重新接上，这好比断骨长歪了，必须再次折断长歪的骨头，然后 再重新接上。要让中苏关系破裂，则必须让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最终因不可承受而崩断。而制造关系紧张最佳的方法就是挑起中苏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由于赫鲁 晓夫一直在谋求与美国缓和关系并且形成某种程度的结盟，中苏论战则起到延缓甚至阻止美苏关系的缓和和结盟，有利于中国冲破美苏重围，成为世界第三极。中苏 关系破裂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主席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事先清除掉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中苏关系破裂可以从根本上阻断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保证文化 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在国内经济从根本上发生好转后，主席亲自担纲中苏论战，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先后发表了 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具体时间，“第一评”：1963年9月6日；“第二评”：1963年9月13日；“第三评”：1963年9月26日；“第四评”：1963年10月22日；“第五评”：1963年11月18日；“第六评”：1963年12月12日；“第七评”：1964年2月4日；“第八评”：1964年3月31日；“第九评”：1964年7月14日。 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苏共”，将中苏论战推向高潮。“九评”如九枚重磅炸弹，把赫鲁晓夫炸得焦头烂额，主席真乃奇才也（笔者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 读，收益肯定匪浅）。有文献说，主席原计划要“十评苏共”，后来因赫鲁晓夫下台而就此罢手。“九评”的结果是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有人干脆形象地说赫鲁晓 夫被“九评”骂下了台。

中苏关系的过度紧张，也让刘少奇暗暗叫苦，曾亲自要求彭真跟随邓小平一道访苏。7月5日-7月20日，邓小平、彭真和伍修权访问苏联，但双方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协议。赫鲁晓夫终于顶不住了，1963年10月25日，高挂免战牌，希望结束公开论战。很显然，主席并没有中圈套，“九评”仍然有条不紊地一篇接一篇地往外仍，中苏关系也一天比一天紧张。

赫鲁晓夫与中国打“笔战”越来越感到吃不消，而是开始打“枪杆子”的主意。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开始在中蒙边境驻军；1963年7月25日，美苏在莫斯科草签了一份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1964年在中蒙边境和中苏边境陈兵百万；1964年11月7日，苏联国防部长对周恩来说：“现在，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希望你们在适当的时候，也能把毛泽东搞掉”，向刘邓俱乐部发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1966年1月（文革前夕），苏蒙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由此看来，苏联想用武力来干涉中国内政的面目昭然若揭！当然这些并没有把主席吓住，仍然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捭阖纵横，得心应手。1962年6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5年3月，中断中苏两党关系；1965年6月，抗美援越；1966年3月果断冻结中苏外交关系，随后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在中苏关系破裂前，有一件事必须提及，即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1964年2月-8月）。谈判的结果向着两国关系缓和的方向发展，据说中国可以要回面积600平方公里的水域。结果最后被主席“横插一杠子”，借日本人的嘴将谈判给搅黄了。正如中苏停止论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苏边界谈判成功造成的中苏关系缓和也同样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况且，一方面60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与相对于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言，仅是蝇头小利，另一方面苏联在中蒙、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此时的谈判成功是一种示弱。因此，作为政治大家和军事大家的主席，是不会上苏修和刘邓的当。因此，边界谈判终究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