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二节）

第三小节. 刘邓俱乐部与修正主义苏联结盟

以 前在讨论中苏交恶时，一般把中国上层政治看成铁板一块，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不符合政治游戏规则。倘若真是铁板一块，中苏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就让人 费解，不得要领。其实，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局限在国内，而且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在外交方面也很激烈，比如主席曾批评“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 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外交政策。 

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有多大？熟悉党史的同志都清楚。在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苏联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左右着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人事安排，因此被人称为老子党。典型的事例是我们常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种局面直到遵义会议有所打破。苏共不甘心，于1937年派王明回国，想让他取代主席。后来在1942年主席发动延安整风纠正王明路线后才从根本上摆脱了苏共对中共人事任免权的控制。从此，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事安排只剩下建议权，比如，主席曾在1957年访问苏联向赫鲁晓夫通报，刘少奇将接替他担任国家主席（注：刘少奇于1959年4月担任国家主席）。因此，苏联历任领导人对主席都有一个心病，这个心病随着中苏论战而不断加大，所以苏联历任领导人（列宁除外，马林科夫不算）都有“换马”的心理考虑。

新 中国成立后，主席采取“一边倒”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现在看来是无比英明），获得了苏联在军事、经济和人才培训方面大力支持和援助。俄语成为新中国第一外 国语种。因此，当时称苏联“老大哥”并不为过。这种帮助和扶持很自然让苏联对中国有很大的发言权。这种发言权一直到中苏同盟关系正式破裂（1966年3月）而终止。请注意这个时间，刚好是主席发动文革前夕。很显然，主席打倒刘少奇与中断中苏关系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刘少奇很可能是苏联人用来取代主席的那匹“马”。当然仅此一点，并不能说服人。接下去分析。

1.  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

自斯大林以来，苏联一直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只要不听它的，就出兵镇压。典型的如1956年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事件。

苏 联对中国的干涉也一直没有停过，从以前的安排中共领导人，到阻止解放军打过长江，到主席第一次访苏时受到怠慢，再到后来干涉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橡胶园事件 和菠萝罐头厂事件等）。出于当时的国际政局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稳定的考虑，中苏两国之间相处还可称得上和谐，即所说的“友好合作期”和“蜜月期”。随着中 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和赫鲁晓夫地位的稳固，两国领导人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个分歧表现在两国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处理美国关系以及包括社会主义阵营中兄弟国 家的关系等对外关系上的分歧。笔者认为，其中最大和最根本的分歧是美苏友好共存的政策和中国的三面红旗。有史料分析，两党的分歧主要是从主席的“炮打金 门”和赫鲁晓夫否定中国的人民公社开始。我们无从猜测，主席此时已经在勾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蓝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件事都间接促进或保障了文化 大革命的发动（具体见文章后面其他段落）。随着分歧的加大，苏联人换“马”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既然，要换“马”，当然最理想的马是刘少奇。

2.  刘少奇 -- 一匹理想的马

刘少奇自然而然地成为苏联人最理想的那匹马。一是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仅次于主席，1959年 已成为国家主席；二是刘少奇的所要走的路线与主席相左，而与苏联相近，即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三是刘少奇曾在苏联学习过，也即是曾留学苏联；四是刘少奇相对 主席而言要听话一些好控制；五是刘少奇一直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且已是国家主席和指定的接班人。从刘少奇的简历来看，刘少奇有6次莫斯科之行：

1921年7月就读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1930年6月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49年7月，率团秘密访问苏联；

1952年9月，率团前往参加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10月，飞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东欧局势

1960年11月，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邀请，以国家主席身份，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纪念。

当然，邓小平也是一个人选，他也曾多次去过莫斯科，并1925年在莫斯科留学，但一方面“刘邓”是一体，另一方面邓职位没有刘少奇高，这里就不敖述。

3.  1956-1961

从1956-1961共有四位中共领导人带队访问莫斯科

刘少奇：1956年10月

主席：1957年11月

彭德怀：1957年11月

彭德怀：1959年5月

彭真：1960年6月

邓小平：1960年9月

刘少奇：1960年11月、邓小平为付团长、彭真

周恩来：1961年10月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五年中苏关系的变化，1956-1957为中苏蜜月期，1958-1959为中苏争吵期，1960年 后为中苏论战，中苏关系恶化。彭德怀访问莫斯科的结果是被刘少奇扣了一顶“里通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刘少奇也曾给高岗同样各扣了一顶“里通外 国”的帽子。有意思的是，粟裕将军也曾被彭德怀扣上了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笔者想，为何刘少奇总能轻而易举地给对手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肯定需要 一些证据，那么当时的证据是谁提供的？笔者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当时指的外国其实就是苏联。

中俄在1957年还处在蜜月期，主席第二次访问了莫斯科，赫鲁晓夫与主席的关系是亲密无间。可是一年不到，赫鲁晓夫就开始表现对主席表现得不快，对中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让人纳闷。有史料说，主席莫斯科之行使得中国与苏联能够平起平坐。也许赫鲁晓夫感到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威胁着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也许是老子党心态作怪，笔者认为更深层次原因可能是主席对苏联有新的认识 – 即苏联变修了。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是不满，作为老子党的苏共，那么换掉让产生不满的人应该是最理想的选择，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正如赫鲁晓夫自己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已经忍耐不住了”。对于苏联发出不友好的声音，主席是一忍再忍，用上了台的邓小平的话说那时的中国“感到屈辱”。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年，直到1960年。注意，这个1960年和随后的1961年，中苏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刘邓俱乐部成员一而再再而三访问苏联。这些事件最终注定了中苏关系要破裂，而且这个破裂应是由中方为了防止中国变修而采取的主动行为。让我们拉出一份这两年中苏重大事件的清单：

1960年2月4日，赫鲁晓夫影射攻击主席是“老套鞋”，2月5日派人向康生等宣读口头声明，给中共扣了许多帽子；

1960年4月，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挑起了中苏论战

1960年6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中苏工会代表团发生激烈争论；

1960年6月22日-26日，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

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召回全部苏联专家；

1960年9月，派邓小平带队访问苏联，双方分歧太大，无果而终；

1960年11月-12月，刘少奇带队参加81国共产党个人党代表大会并以主席身份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60年12月26日，主席收到苏联大使转交的赫鲁晓夫祝寿礼；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主动写信给主席表达苏联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时期。

1961年4月，中苏两国代表团谈判获得成功，苏方向中国提供了50万吨蔗糖的援助，并向中 国贷款3.296亿卢布（10亿美金）

1961年7月5日，参加完日内瓦会议的陈毅，在返国途中，路经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见了赫鲁晓夫。此次日瑞瓦会议，两国合作愉快。

1961年10月，周恩来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他提前回国。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这是主席很少几次之一去机场迎接客人。

从这个清单来看：从1960年2月到1961年10月，一年零八个月，赫鲁晓夫自始至终对主席应是不满的。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变，一个人表现得如此喜怒无常，那么他肯定是神经病。但赫鲁晓夫并不是神经病，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已经耐不住了”，傻子都能看出，潜台词就是我对你（指主席）早已不满， 我现在对你没有耐心了，我要换马了。谁是他的马？从上面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中央领导们眼花缭乱地进进出出莫斯科，就可看得出这匹马非刘少奇莫属。

为什么？因为只有他的莫斯科之行是斩获甚丰！其他人要么签了一份屈辱的协议，要么两手空空而回，要么路过进门喝了一杯红葡萄酒，更甚者恩来干脆提前打道回府。1960年11月-12月刘少奇带队参加81国共产党个人党代表大会，会议前段，还对中共骂骂咧咧对主席横加指责，到刘少奇结束访问时，中苏的紧张关系似乎烟消云散了，又是一个团结友好。赫鲁晓夫给刘少奇的这次访问送了什么大礼？暗处的笔者不知，明处的有：一. 为刘少奇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万人群众大会，不知主席访苏时有没有受过苏方如此礼遇；二、在刘少奇刚回到中国，苏联后 脚就跟来了，苏联大使给主席送来了赫鲁晓夫给主席的祝寿礼，也挺怪的，以前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裆，都不记得送寿礼，今天对主席横挑鼻子竖挑眼，倒时尚拜寿 了，好像几个月前单方面撕毁协议突然从中国撤离全部苏联专家的事就跟没发生似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冲谁的面子；三、这还没完，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主动给主席写信，信是先送到刘少奇那里，说要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度过困难时期。与其说看在主席的面子，还不如看在刘少奇的面上。

这“一骂一撤一送”玩得高明，“骂”是直接打击主席的威望，“撤”是让留苏派怨气冲天，把气撒在主席身上，从而间接打击主席威望；“送”是告诉中国人，尤其是留苏派和崇苏派，谁是苏联人眼中的中国“真命天子”。如此一折腾，主席的威望受损，刘少奇的威望陡升。

当然，苏联这出戏要玩好，得有人配合演双簧。那这个人就得是刘邓俱乐部的人。彭真无疑是最值得刘少奇信任的人。话说，赫鲁晓夫对我党发表的纪念列宁的文章耿耿于怀，特意安排了一个会议叫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24-26日）， 拉上几个同党，准备对中共进行围攻。赫鲁晓夫摆出如此阵仗，主席自然感到有陷阱，需小心应付，中方需要派一员能镇得住赫鲁晓夫的大将才能胜任这个任务。在 当时讲正统，讲政治的环境中，谁受到列宁接见，谁就有威望，就可能镇得住赫鲁晓夫。在中共党内，只有一人受到列宁接见，他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 尽管柯庆施当时比主席小很多，但主席却称他为“柯老”。他也是共产党内唯一一个年龄比主席小，却被主席尊称某“老”的人。因此，柯庆施自然是参加这次会议 的最佳人选，中央也计划让柯庆施参加这次会议。

可 后来，阴差阳错地让彭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有文章说是柯自己不愿去，而是彭真勇于担起了这副重任（多豪迈！）。其实这经不起推敲，堂堂的中国最大市的市委 书记和地方局书记怎么连一点组织原则也没有，以为是过家家？想干就干，想撂挑子就撂挑子？唯一的解释是刘少奇做了手脚，让彭真能够成行。刘少奇有这个能 量，他是当时一线领导中的最高领导。刘为何让彭出使，很显然，这次不是去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应该是“重任”在肩，肩负着刘的重任。想来“重任在肩” 原来得这样理解。 

据史料记载：苏联人 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好一个分裂，政治局不就是那么几个人吗？谁与主席发生分裂了呢？这个答案文革和改革开放已经回答的清清楚楚----刘邓俱乐部。这里就不浪费笔墨。

彭团长去了莫斯科，结果可想而知，坐在会议室里，听赫鲁晓夫骂主席骂了6个钟头。赫鲁晓夫也够损的，什么词难听，他就挑什么词骂，还搬出已经死了6年的高岗。堂堂的中国代表团竟然一听就是6个小时。主席可是当时中国领袖。笔者想如果有人骂你父母，你能稳坐6个小时？唯一的解释，这骂骂到了彭团长的心坎里了，也是，能借外国人的嘴杀杀主席的气势，打压主席的权威，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注：外交谈判要有会议记录的）。

彭 团长接下来的一件事办的更蹊跷，会议临结束时，要出一个公报，各方都得在上面签字。公报赫鲁晓夫早已准备好了，而且不准改一字，内容无外乎围攻中国的。出 于维护共产国际团结的大局，主席同意签字，但要求同时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指出苏共是搞老子党，不能服从他们的指挥。彭团长于是写了一个声明，然后装入 信封塞给了赫鲁晓夫就完事了。为何不公开发表声明呢？彭团长的解释是：“如果声明在会上散发出去，因为怕当场宣布，读到中间对方会捣乱。使人无法听下 去。”各位，咱们自己评评这个理由有没有道理？如果是笔者，我会首先让声明不要写得过长，因为中央精神也就两句话（老子党+不 服从），加上一些前因后果，字数不会很多。而且中央精神的两句话放在最前面，比如作为标题，这就不怕对方中间捣乱了，对方也不会捣乱，因为这样安排有使他 们听下去的愿望。即便真捣乱也不打紧的，与此同时把声明印发给与会各方，而不是装入信封，悄悄送人。反正人数也不多，不就51个党吗？因此，这个“信封”大有玄妙。信封有什么功能？傻子都知道，意味着：第一. 不公开；第二.属 私密，内容当然只有收信人才知道，外人无从知道，因而主席也是不可能知道的。也许有人辩解说，当时是几个人同时一起把信装好的。不足为据，因为信随时可以 调包，更何况信是代表团团长亲自安排的。有人说，为何不直接传私信？我说，哪还不如说干脆直接找赫鲁晓夫摊牌得了。高明的政客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把柄太容 易被抓住，比如，贺龙随同周恩来1964年访苏，贺龙比周恩来多听了苏联国防部长的“醉话”后，就 有了“里通外国”的嫌疑。而且，时间是不允许，因为彭真不是拍板之人，他得请示他的上级刘。再有在双方都还在相互试探的情况下，更不应该如此贸然行事。政 治这个东西，更多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真要言传的时候，要么是投诚要么是结盟。为何说当时双方属于试探阶段？理由是：一.之前双方没有机会深入接触；二.赫鲁晓夫当着代表团的面大骂主席6个小时（当然，有人说中国代表团也在争辩，但你得承认赫鲁晓夫自始至终没有停止对主席的攻击），9月份，邓小平访苏的时候，赫鲁晓夫也准备大骂被邓小平“制止”，证明是可以制止赫鲁晓夫的骂，而不是非要听他6个小时的骂才完事。到11月份，刘少奇访苏的时候，中苏友好的欢呼又盛嚣尘上；三.赫鲁晓夫当着彭真的代表团和邓小平的代表团屡次提高岗，当时高岗已死了6年，提一个死了6年的人，而且屡次提起，赫鲁晓夫有病？分明在试探和暗示；四.中苏关系朝不好方向发展也是近两年的事，在此前，主席和赫鲁晓夫“好”得穿一条裤子。

笔者不能考究到苏联获得完整的“中共分裂”情报的确切时间，但从中苏1958年开始争吵，情报内容中提到的主席对内政策的失败，以及它作为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理由也是周恩来拂袖提前回国的原因（1961年10月），可以肯定苏联获得该消息的时间是1959年-1961年10月。 我们还可以再把时间范围缩小，消息中还提到“对苏方针”。对苏什么方针？，当然是针对苏联的重大方针，也即是对待苏联某个重要政策的态度。由于当时苏联和 中国“好得穿一条裤子”，所以这么重要的政策很显然两国最高领导人会坐下来一起沟通。当时的两国最高领导人是，中国：主席；苏联：赫鲁晓夫。那么主席和赫 鲁晓夫两人都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到底见了几次面？应该是四次，三次赫鲁晓夫访华，一次主席访问莫斯科。按时间顺序分别是：

第一次，   1954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

第二次，   1957年7月，主席访问莫斯科

第三次，   1958年7月，赫鲁晓夫再次访华

第四次，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

第一次显然不算，赫鲁晓夫最多只是半个最高领导人，他还在忙于内斗。据史料 记载，当时中苏还处在友好时期。另外，赫鲁晓夫的这次访问成果是归还了旅顺和大连的控制权。因此这次可以排除在外。

第二次也显然不是，此时，中苏还处在蜜月期。并且主席此次莫斯科之行主要是帮赫鲁晓夫从“波匈事件”中解困。这次赫鲁晓夫对主席非常尊重。

这样就剩下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在第三次的会面时，两人只是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有分歧。但这并不能称为苏联的重要政策，事实上，苏联方面也在这个问题上不了了之。对于党内，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相信不会有人公开唱反调。

这也印证了上面的推论：苏联获得该消息是在1958年之后。

那么就剩下第四次。第四次会面前夕，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7-8月 间的庐山会议，赫鲁晓夫趁机横插一脚，旗帜鲜明地反对人民公社，结果彭德怀被打倒；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达成一致意见，要和平共存。苏 联和美国要携手称得上苏联重要政策，它对赫鲁晓夫的重要性可以与尼克松访问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相媲美。因为它改变了苏联火车前进的轨迹。当时美国是中国的”死敌”，而且两国一旦联手，中国将毫无出头之日，根本冲不出两国为中国结的大网，中国只能一直依附苏联。正如主席自己所说“原则问题，我从不退让”。所以，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主席根本不会退让。而这个政策确却是赫鲁晓夫急切想推行的。笔者曾看到一张照片，是关于赫鲁晓夫1959年 访中，主席迎接他的一个插曲。当时两人站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半人高台子上（不知是否主席故意为之），四周围站满了人。有网友戏称道：“看上去，两人在斗内 力”。对待美苏友好共存和三面红旗问题，两人确实在斗内力。因为这个分歧根本不可能调和。中苏论战也就不可避免，中国抬出列宁压赫鲁晓夫也就一目了然，赫 鲁晓夫因此暴跳如雷也就在情理之中。

正是主席的这个不退让，才使得苏美的这个友好政策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得以真正全面的实施，苏联解体才被推迟了近30年；正是主席的这个不退让，才使得美苏两国的猜忌和隔阂在主席在世时一直没有消除，才挫败了美苏两次准备联手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一次是1964年，美国拉苏联入伙被苏联拒绝，因为当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有效，更重要的是它的代理人刘少奇还神采奕奕；一次是1969年， 苏联拉美国入伙被美国拒绝，因为这时美国已经被国内的反战搞得焦头烂额，反战游行已遍及全国各地（感谢主席发动的文革），所以急于想从越南战争泥潭里拔出 来。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拔出来，只得找中国。怎么可能再对中国进行战争呢？；也正是主席的这个不退让，使得中国抢先和美国修好，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局面。 笔者想，倘若当时美苏两国关系好得如戈尔巴乔夫时代，那对中国肯定是厄运；正是因为主席的不退让，坚持论战，也就不能说赫鲁晓夫被人推翻与主席没有一丝毫 关系，因为中苏论战让苏修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显得很薄弱，甚至不复存在，主席让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如鲠在喉，最后劳师动众，在原先没有布兵的中苏、中蒙边 境陈兵百万，力压中国。正如赫鲁晓夫所获得情报中的一句话“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结果这句话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苏联其他领导人产生对他的不满，就把他赶下台了。当然主席用的是阳谋，靠一根“笔杆子”打败了赫鲁晓夫。幸亏当时中国有主席！

由上推断，赫鲁晓夫获得的上述完整情报（分歧、失败、分裂和不满）的时间应该是1959年10月---1961年10月。

前面提到，赫鲁晓夫想给中国换“马”，那么什么时候赫鲁晓夫铁定了心要为中国“换马”？

前面我们探讨过，苏联历任领导人对主席都有心病，因为主席不是他们挑选的中国革命人选，只是形势比人强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