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二节）

第二． 共产风和浮夸风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在当时中国占主导地位。所以人民公社是“三面红旗”的重中之重，它的成败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成败与否。因此，保护人民公社和掐死人民公社是主席和刘邓俱乐部斗争的焦点，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成败的关键。“共产风”和“浮夸风”则是“刘邓俱乐部”专门制造用来宰杀人民公社的两把尖刀。共产风让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把余粮吃光，让夫妻、子女不能住在一起；浮夸风则是使得国家高征购粮食。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邓氏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包产到户，掐死人民公社开始的。因此，“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让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半资本主义社会和半社会主义社会，到现在已完全堕落为法西斯资本主义社会。关于这一点的认识，很多人存在误区，被邓氏忽悠，一直误以为“改革开放”的初期是走社会主义社会。这反映了当时清除了以“四人帮”为首的“造反派”后的中国政权掌握者的懒惰，脆弱，社会主义理论相当贫乏和掩耳盗铃。明明主席在这方面与刘邓俱乐部做了持久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明明主席将之视为两条路线争夺的焦点。结果仍然放任这种“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中国大行其道，毫无阻碍，还高呼“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实在让我等后辈鄙夷所思！

从笔者拉出一份时间表清单（见附件“共产风”上的斗争和“浮夸风”上的斗争），我们不难发现，在“共产风”和“浮夸风”上，主席和刘邓俱乐部展开了激烈的反“共产风”和鼓吹“共产风”，反“浮夸风”和鼓吹“浮夸风”的斗争。整个斗争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大跃进发动开始，到1959年2月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共持续了9个来月，最后的结果是主席获胜，但刘邓俱乐部的“极左”破坏还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并最终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了人。

历史无数事实雄辩证明，刘邓俱乐部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而主席是要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因此，刘邓俱乐部想在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不经过社会主义阶段，立刻进行共产主义过渡的动机并不是纯洁的，是邪恶的。换言之，他们想夺主席的权，掐死新生的人民公社，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点，围绕着七千人大会表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主席倡导的，所以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失败了，那么他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主席的权夺过去。要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正面迎击，他们凭借自身的力量将主席打败；另一种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吹捧，由社会和自然规律将主席打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功和“反冒进”被反，让刘邓俱乐部清醒意识到自己正面阻击力量在主席面前是多么的渺小，根本无法阻止甚至减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由此，选择借助社会和自然规律的力量打败主席对刘邓俱乐部而言是一个最佳选择，也是唯一有机会取胜的选择。一方面，“共产风”，不经过或者经过非常短暂的社会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是违背人类发展的社会规律，违反马列主义原理；“浮夸风”则是违背自然法则；另一方面，人类对社会规律和自然法则的认识是有限的，不同的人对它们的认识水平不同。对于一个脱胎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一个绝大部分人还是文盲、半文盲的中国而言，绝大部分的人认识社会规律和自然法则的能力和水平仍是十分低下的；又一方面，正是由于人们认识客观规律的局限性，刘邓俱乐部才有机可乘，才能以“真理”的代言人身份迷惑中国人民，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毫不奇怪，刘邓俱乐部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妄图打败主席。

全国“大跃进”总动员（八大二次会议）刚一结束，刘少奇立即找借口把周恩来困在国务院，不能其外出，自己开始（6月和7月）大谈特谈向共产主义过渡，借助手中控制的宣传机器为刮“共产风“造势。主席后脚（8月4日）刚离开徐水，刘少奇前脚（8月6日）就跟进，要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试点基地，制造主席肯定共产主义过渡的假象，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制造“真理”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假象；主席刚题完“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刘少奇就来个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9月10日为徐水共产主义基地站台后，刘少奇马不停蹄地进行“南巡”，篡改8月3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推销他自己发明的五个条件。对照刘氏“五个条件”，共产主义实现并不难，因而使得许多中国人产生了“共产主义天堂是触手可得”的幻觉。刘邓俱乐部给抵制“共产风”的干部全部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停职批斗。因此“共产风”就越刮越猛。

面对“共产风”的刮起，主席从一开始就没被忽悠，头脑一直保持清醒。主席带头戴“右倾分子”的帽子。主席尖锐指出刘氏的“五个条件”的实质就是“穷过渡”，就是要搞“平均主义”。针对党员干部的“理论荒”，在郑州会议上，主席带领与会代表逐字逐句地朗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正式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郑重要求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用马列共产主义真理武装中高级干部的头脑，剥掉了刘邓俱乐部真理化身的面罩。主席不仅派身边的18名工作人员到徐水调查，派吴冷西、田家英两个工作组到刘少奇去过的河南（注：刘邓俱乐部的根据地）实地调查，而且在共产风肆虐的情况下，自己亲自多次下到的地方调查开会（河北、河南和湖北），找地方干部了解情况，表明自己的看法，并先后组织了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两次郑州会议，有效杜绝了“共产风”的肆虐。

“浮夸风”是“共产风”的孪生兄弟，兴则一起兴，亡则一起亡。在八大二次会议前夕，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刘邓俱乐部派“大将”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一马当先，放言粮食产量1958年要翻番，并于当年6月8日利用自己对宣传口的控制，河南省在全国放了第一颗“卫星”---小麦亩产2105斤和6月12日放出第二个“卫星”---小麦亩产3530斤（注：当时河南小麦亩产为200-300斤），点燃了“浮夸风”的大火；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水稻生产要加油》的社论变相催地方放水稻“卫星”。紧接着刘邓俱乐部马不停蹄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还可以想些办法争取15000斤嘛!”，“山东的谷子……1亩地可产50000斤!”，让小孩站在稻秧上嬉笑打闹，让自己（邓小平和杨尚昆）嘻皮笑脸地站在亩产11万斤带穗的稻草上合影留念。为了配合刘邓俱乐部，《人民日报》放出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大的卫星，猛吹“浮夸风”，《今年秋季一定要大丰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徐水人民公社颂》等等。

面对这股扑面而来越来越猛的“浮夸风”，主席同样没有头脑发热，相反，绝尽全力地给他的同志们泼凉水，让他们冷静。

1958年5月下旬：主席亲手抓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正式在党内通过。《纲要》只要求黄河以北12年后粮食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

1958年7月3日：主席在给时任广东省书记处书记赵紫阳1958年6月8日来信的批语中说道“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稻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

1958年8月中旬：王任重和其他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天津朋兴 乡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听后摇摇头说：“我才不信呢”；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 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文章所配的照片显示，四个小孩站在在密密种植的稻面。主席看到这张照片后，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 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1958年8月17日-30日，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于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0月初：毛泽东派往河北省调查农村工作的同志拿着一小捆发了芽的谷穗向毛泽东汇报说：“河北省的徐水、安国等县的秋粮大片大片坏在了地里，没人收获。” 毛泽东拿起这一小捆谷穗看了看气愤地说：“这么好的庄稼都糟蹋了，这是犯罪!”

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天津召见河北省的部分干部时，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糟蹋秋粮的现象。河北省委的一个主要领导解释说：“前些日子少奇同志打来电话，他说今年的夏粮全国获得了大丰收，国家库存的粮食足够全国人民吃上二、三年，不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也让他们享受一下社会主义 生活么。所以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这种不重视秋粮的现象。” 毛泽东听后说：“噢，又是这个少奇？”摇了摇头压了压怒气就无声了。

1958年11月2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他视察过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存在的 五风问题。

主席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 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 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 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

1959年4月29日：在《党内通信》中，主席看到中上层干部对自己的告诫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干脆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 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 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宣传口是“共产风”和“浮夸风”等的载体，刘邓控制了宣传口，“共产风”和“浮夸风”就兴起，狂刮；主席掌握了主动权，“共产风”和“浮夸风”就得到控制。由于周恩来刚做完检讨，他对宣传口的半领导权实质名存实亡；主席名誉上是宣传口把关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周恩来的名存实亡，所以主席在这段时间上他在宣传口的权利实质被刘少奇架空了。为了打破这种不利局面，主席一方面多次找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谈话，叮嘱他要严把“五风”关；另一方面召集主管宣传口的领导开会，对宣传口的工作进行猛烈抨击，有效抑制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过度泛滥；又一方面，多次组织五级以上干部开会从正面打退了“五风”的泛滥。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提一下“大炼钢铁”。1957年11月主席提出15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972年3500万吨至4000万吨）。从中国历年的钢产量数据来看，这个规划是符合客观事实，没有夸张。可是到了具体操作人刘少奇手中，赶超英国的目标不断被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钢产量的指标被连连翻番。一方面造成6000万人齐上山的宏伟景象，另一方面使得农业劳动力匮乏，严重影响秋收，粮食烂在地里。

由于主席的头脑冷静、坚决抗击，浮夸风和共产风仅仅刮了几个月，很快得到控制和消失。尽管1960年又有所抬头，也立即被主席一棒子打了下去。

尽管如此，由刘邓刮起的“共产风”和“浮夸风”与刘邓指挥的“大炼钢铁”还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损害，留下了后遗症，比如指标普遍偏高，生产关系，供给制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等。这个后遗症终于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一并爆发，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