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二节）

第三．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主席之难，中国之难）

老天似乎妒忌主席的英明神武，没有给主席时间去纠正大跃进期间的错误，紧接着发生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应验了主席“连旱三年”，连涝三年的担忧。刘邓俱乐部抓住这个对它们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和自己地方势力使用各种招数对主席进行了猛攻，制造大面积死人。下面笔者着重论述刘邓俱乐部是如何利用三年自然灾害向主席发动进攻的。

第一招，高征购---“浮夸风”的后遗症

显然，这是刘邓俱乐部预先设计好的一步棋。尽管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粮食产量往下压，终因浮夸风的后遗症和刘邓俱乐部从中作梗，征购指标还是偏高。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在粮食普遍减产的情况下（1959年比1958年减产2797万吨，1960年比1959年继续减产2583万吨，1961年比1960年继续减产735万吨），1959年度粮食征购达1150亿斤，占全年总产量的39.6%；1960年度粮食征购达1024亿斤，占年总产量的35.7%，1961年度，在“信阳事件”被主席揭盖子后，粮食征购急剧下降到679亿斤，占年总产量的23%。两年高征购的后果是由全国6亿农民买单，农村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减少到1959年的2052亿斤、再减少到1960年的1846亿斤。

以一个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福建省为例，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却比1957年增长 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高征购的后果直接导致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导致1959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87万人。

刘邓俱乐部撒下了 “浮夸风”这张大网，结果6亿农民全部被网在其中。成为刘邓俱乐部案板上的鱼肉，成为刘邓俱乐部向主席叫板的本钱。

第二招，赵紫阳引诱主席上当，从农民手中抢粮

当6亿农民被网住了的时候，刘邓俱乐部的“大将”—赵紫阳及时给当时官僚们递上一把杀猪刀 -- 宰杀被网住的善良的农民。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赵紫阳是刘邓俱乐部的人马，是邓小平的亲信，赵紫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此人是刘邓俱乐部潜伏在主席“身边”的棋子，埋得很深。此人老奸巨猾、老谋深算、城府极深，是第二个“刘少奇/邓小平”，要不然邓小平也不会让他当总书记，邓小平也不会差点被赵紫阳夺了权。

赵紫阳凭着自己的小聪明，获得主席的信任。从下面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主席对赵紫阳的信任和欣赏，比如：1958年主席给时任广东省书记处书记赵紫阳1958年6月8日来信的批语“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稻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还比如主席对赵紫阳写信/汇报的风格比较欣赏，曾转发全国干部学习。

在主席打掉了“共产风”和“浮夸风”后，刘邓俱乐部眼看大势已去，此人开始发力。针对主席为粮食问题着急，1959年2月19日，赵紫阳给主席写了一封“举报信”说：“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舆论的中心，雷南县一九五八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 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基于对赵紫阳的信任和赵紫阳在信中的有鼻子有眼，所以主席在没有进一步认真核实的情况下，于1955年2月22日批示了赵紫阳的信：“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并计划3月份在上海开会统筹解决瞒产私分问题。笔者假设，如果写信之人是吴芝圃，那么可以断定，主席绝不会轻易写下这个批语。正如在文革给赵紫阳罪状中有一条是“两面三刀，打着红旗反红旗”，确实罪至名归。

拿到主席批示后，刘邓俱乐部欣喜若狂，邓小平当天批转给全国，立即展开“反瞒产私分”运动。

尽管主席发觉“上当”后，一周后，1959年2月27日，主席在河南开会说: “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　然而，箭已经被射出了，刘邓俱乐部在放大主席给赵紫阳批示的同时，却把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声音给屏蔽掉了。

因此，1959年1150亿公斤粮食征购任务（浮夸风的后遗症之一，高指标）的完成，是带有血汗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征购粮是各省、地区、县、公社的各级党组织按照主席1959年2月22日“反瞒产私分”的批示，级级相逼，用专政的手段强行从农民手中搜刮走的基本生活口粮。刘邓俱乐部这封“举报信”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终于将主席送往祭坛。

第三招，每日3顿吃干---“共产风”的后遗症

也很显然，这也是刘邓俱乐部预先设计好的一步棋。尽管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将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一风吹地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共产风”还是留下来供给制的后遗症，“共产风”和“浮夸风”一并发力，终于酿成了有些地方“每日3顿吃干”的恶政。

以广东省为例，赵紫阳和陶铸自大跃进开始，要求一日吃三顿干饭，又是赵紫阳！到了1959年春，“一日三顿吃干”的恶政遭到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反对。赵、陶二人动用专政工具，打击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又以省委名义命令各地：一定要坚持执行每天吃三餐干饭。赵紫阳和陶铸一边“反瞒产私分”，一边又强迫农民“每天吃三顿干饭”，他们的目的何在？死人！要逼迫大量农民饿死！！为何要逼迫农民饿死？要将主席绑上祭坛，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障碍！！！

第四招，扳倒彭德怀---庐山会议（7月2日---8月16日）

在这里，笔者着重谈一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负面作用，是前面庐山会议论述的一个补充。前期的庐山会议应是一次使社会主义事业避免因刘邓俱乐部的“极左”而造成巨大损失的关键会议。很痛心，由于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介入使得整个会议变了味！终于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给主席带来沉重打击，为刘邓俱乐部实施在7千人大会上架空主席铺平道路。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扮演了一个极为不光彩的角色。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他的信被刘邓俱乐部紧紧抓住不放。刘邓在外部势力的帮助下，终于将彭德怀打倒，并“连坐”了上万名党员干部，在庐山会议上实现翻盘，会议由主席的“纠左”变为刘邓俱乐部重提打击“右倾”机会主义。从而，中国死人已然是不可避免。因此说，彭德怀是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人的罪魁祸首之一并不为过，这很可能是主席在文革期间一直不能原谅彭德怀的根本原因。

1959年，有四面旗子决定的中国政治走向，第一面是主席为首走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第二面是赫鲁晓夫为首走修正主义道路的苏联；第三面是刘邓俱乐部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四面为美帝国主义和台湾。其中，前三面旗起主导作用。

庐山会议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年7月2日至7月14日：这段时间的会议被称为“神仙会议”，会议精神是总结过去一年多的经验教训，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用主席的话概括：“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会议原计划7月15日结束。

第二阶段：1959年7月16日-1959年7月31日：彭德怀突然发难，7月14日呈给主席一封长信，长信中所提的问题其实在“神仙会”中绝大部分已得到讨论解决。很明显，彭德怀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究责。1959年7月16日，主席将彭德怀的信批转给与会代表看，分小组进行讨论和辩论。7月23日，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稳定大局，主席作了自我检查，并保护了刘邓俱乐部（尽管大跃进中表现极左，但他们长期一直在“跟”着主席走；类似的情况在文革中也出现过，主席保护蒯大富）。

彭德怀的这封信终于引狼入室。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发表演说：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7月21日苏联《真理报》刊载赫鲁晓夫的演讲全文，7月22日《纽约时报》和台湾国民党的中央社也对此作了报道。这些材料送到庐山，7月28日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送呈主席阅。来自苏联的压力剧增，尽管如此，主席并没有畏惧退让，7月29日，主席阅后在批给参加庐山会议的同 志：“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 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7月31日，主席宣布会议结束，希望争论就此打住。

第三阶段：8月2日---8月16日。然而，事件并没有就此打住，借助苏联势力的介入，刘邓俱乐部制造与彭德怀的冲突，在随后的16天会议（8月2日至16日，称作八届八中全会）成功打倒了彭德怀（注：主席没有参加八届八中全会）。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会议刚一结束，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

第五招，粉饰太平的两封来信---麻痹主席

庐山会议结束后，刘邓俱乐部立即再次掀起了“反右倾运动”，给当时正经受着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制造“人祸”，使得全国农村非正常死亡变为一个普遍现象。为了配合这次“反右倾”，进一步麻痹主席。刘邓俱乐部中大将周林（注：此人是邓小平的人马，笔者将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谈到）炮制了两篇文件送给中央和主席，而恰恰这两篇文献引起了主席十分重视，从而达到了麻痹主席的阴谋。第一篇，1959年8月27日（庐山会议刚结束两周），贵州省委呈给中央和主席一份简报。简报内容谎称：“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为反击右倾（捂盖子的关键措施）扫除主席疑虑（注：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甚至饿死人的情况）；第二篇，1960年2月18日，在大面积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时刻，向中央和主席写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很显然，此时的农村公共食堂在粮食极端匮乏的时候，成了杀人的机器，是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此时呈送这样一篇报告，无疑是有目的地要制造农村大量死人！！中国的饿死人应是从1959年下半年（庐山会议之后）开始的，而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则是发生在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