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二节）

第十招，拉拢军头---刘邓俱乐部势力扩张到军队

作为俱乐部的统帅，刘少奇在军事方面实质没有发言权，尽管他自1959年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但他并不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中共中央军委）会内担任任何职务。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中没有涉及到军事。因此，他们要找到在军队的代理人。由于当时真正对军事有实权的部门是中共中央军委，而不是国防委员会。因此，要拉拢军头需从中央军委下手。1959年---文革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中是：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主持工作）、贺龙、聂荣臻，

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

秘书长：罗瑞卿

1954年---1959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中是（不设副主席）：

主席：毛泽东

委员：朱德、彭德怀（主持工作）、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秘书长：黄克诚

林彪由于一直身体不好，军事方面日常事务一直由贺龙和罗瑞卿负责打理。这样林彪与贺龙 &罗瑞卿因工作权利产生一对矛盾。早有坊间传言说，罗瑞卿抱怨林彪“霸占茅坑不拉屎”。林彪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主席一边的，是刘邓的死敌。聂荣臻本人一直保持低调，所主管的事情是科学技术方面。聂荣臻曾在“两弹一星上马和下马”之争中与刘邓俱乐部一直对立，所以说明聂荣臻没有被刘邓俱乐部拉拢。

贺龙和罗瑞卿情况则不相同，一方面他们负责日常的军事方面事务，性质有点类似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另一方面贺龙和罗瑞卿即使紧跟主席，也没有可能取代林彪，再退一步讲，他们要想打倒林彪，需借助刘邓的力量。正所谓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显而易见，罗贺与刘邓具有天然的结盟土壤。

刘少奇作为当时的主席接班人（太子）不二人选，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太子监国），主席还是基本支持他的工作。刘少奇的身份自然使他有资本拉拢罗瑞卿和贺龙。而且，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斗倒了彭德怀和黄克诚，朱德受牵连。最大的获益者除林彪外，就是罗瑞卿、贺龙和聂荣臻。林彪是通过自己争来的，而且本来十分受主席器重，不存在欠刘邓俱乐部人情；而罗瑞卿和贺龙则相反，他们直接/间接对刘少奇或多或少存在感恩，因此刘少奇拉拢罗瑞卿和贺龙也就水到渠成。

接下来的问题是，罗瑞卿和贺龙何时被刘少奇极力拉拢？

显然，不可能是1959年庐山会议前，当时两人不存在被极力拉拢的资本，当时的秘书长是黄克诚，贺龙还没有参与中央军委日常事务，而且刘邓俱乐部本身的势力是在刘少奇1959年当选国家主席之后，开始增速膨胀，尤其是庐山会议之后（黄克诚，朱德和李先念在内的上万名干部受牵连），刘邓俱乐部的势力才开始急速膨胀，在刘少奇1960年底成功访苏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七千人大会才受挫有所收敛，所以只能是庐山会议之后。有两件事可以分别说明罗瑞卿和贺龙已被刘邓俱乐部拉拢。第一件事是1961年4月底爆发的“窃听器事件”，杨尚昆和罗瑞卿转入其中；第二件事是1961年夏的“两弹一星上马和下马”之争，贺龙和罗瑞卿转入其中。文革和改开的历史说明罗瑞卿属于刘邓俱乐部的核心成员，而贺龙至少可以说是与刘邓俱乐部是合作的关系。

第一件是杨尚昆寝室制造的“窃听器事件”。

关于窃听器事件，很多文献均有详细叙述，这里就不展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961年春天，事件的主人公（主将）是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罗瑞卿（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制造“窃听器事件”的文件依据是政治局会议决议，但这个决议主席并不知情。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现，主席也许一直蒙在鼓里。

由于事件的主人公是刘邓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事件又发生在1961年这一敏感时间，因此“窃听器事件”幕后的制造者-- 刘邓俱乐部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即监视/监听主席的一举一动，为其政变服务。因此，不能把“窃听器事件”轻描淡写为“录音事件”，这是为阴谋者推卸责任。“录音事件”从字面上理解是当事人知情的情况下或者是特定的时间进行的（比如开会等），而“窃听器事件”则是当事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时时刻刻在监听当事者所在环境所发出的任何声音。主席外出考察坐火车，所以火车不仅是暂时休息的场所，而且是主席办公的场所。杨尚昆和罗瑞卿在主席的列车上安装窃听器，却不让主席知道，其目的显而易见，不是为了要记录主席的一言一行，而是另有图谋，比如，夺权。

1， 前面已分析过，刘邓俱乐部羽翼丰满，真正有实力挑战主席的时间应是刘少奇成功访苏（1960年底）之后，刘邓与苏联结盟已结成。在“信阳事件”之后，他们又在1960年年底和1961年初，对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以湖南省为例，这段时间被清洗的干部达到4成。干部的大规模被更换，由于组织部事实上已变为刘邓俱乐部的“独立王国”，所以这就意味着刘邓势力再次大规模扩张。因此，当时钟拨到1961年时，他们有迫切需要监听/监视主席的一言一行的，以寻找合适的机会来夺权。

2， 另一方面按照窃听器的理由，由于“信阳事件”已被揭盖子，刘邓俱乐部恐惧他们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被曝光，他们急切想知道主席到底知道多少和主席对他们的态度，尤其是私下的态度。

3， 根据杨尚昆的日记，“窃听器事件”发生后，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当即向邓小平、彭真约谈了一下情况（也就是说约谈的时间是傍晚到晚上）。根据犯罪学心理分析，邓小平和彭真很可能是这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在得到邓、彭到指点后，后面几天是开始分散和推卸责任。结果把下面一大批的小啰啰给拉了进来当了垫背的。

杨尚昆开会先是找：康一民（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龚子荣、曾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兼中央档案馆馆长）、）、邓典桃（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鉴（时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会秘书长）；然后是找：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康一民、王敬先（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当一切办妥后，5月19日，杨尚昆又主动找邓小平：“把消息告诉了小平同志，请他考虑如何做法”。5月20日，中央书记处开会，会上讨论了录音事件。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4， 可以说刘邓俱乐部的核心成员自始至终非常狡猾阴险的，他们总能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实施其阴谋，最著名的例子是邓氏的“改革开放”。为了监听主席，他们竟然可以动用政治局的决议来执行其阴谋。笔者可以想象，当他们主动提出要把主席坐火车沿途调查的讲话录下来，以便更好地执行主席的指示，相信与会的政治局成员没有人会反对的。这样政治局所有成员都是参与者，因此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也可逃脱干系。

5， 中央政治局决议形成后，需要执行。具体执行人是杨尚昆，配合人是罗瑞卿。在已形成的政治局决议中并没有包括具体如何执行，这样执行方法就由杨、罗二人来掌控。执行方法就由所谓的“录音”变为“时刻听主席的讲话”，要“时刻听主席的讲话”就不得不安装“窃听器”。结果决议的执行就自然而然落入了刘邓的圈套。因为是“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下面办事的人自然而然不会/敢多问，结果是稀里糊涂地被转入事件中去了。如此看来，决议的形成是一批人，贯彻执行的人是另一批人，具体办事的人又是其他一批人。因此，“窃听器事件”曝光后，所有的人要么都被打倒，要么都安然无事。事实上，作为“窃听器事件”主要策划者杨尚昆暂时并没有被追究。但是，杨尚昆最终没有逃脱责任，1965年11月9日，他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被下放到广东，在文革期，他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彭、罗、陆、杨）之一。

第二件事，1961年夏的“两弹一星上马和下马”之争

这件事将在下面说明，这里只提一点，“两弹一星上马和下马之争”的第一把火是在1961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点燃的。这个会议级别不算最高，所以主席没有参加。笔者以前一直有疑问，刘邓是如何把这个“上马和下马”的议题放入到会议主题？后来在查看贺龙和罗瑞卿的简历后，才恍然大悟。当时的“两弹一星”项目是由国防工业委员会负责管理，而当时的工委主任是贺龙，罗瑞卿也参与了工委的管理工作。如此一来，“两弹一星”项目之争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塞进会议主题。也不奇怪，主张“下马”的声音会占上风。怪不得主席在会议期间急调聂荣臻去作报告，才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在这两件事中，都有罗瑞卿的身影存在，真是辜负了主席对他的信任。所以，毫不奇怪，罗瑞卿也成为文革被打倒的第一批人之一。

刘邓紧紧拉拢住了罗瑞卿和贺龙，加上邓小平一直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这样一来，刘少奇在军队内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为最终架空主席做准备。

第十一招，策划“两弹”下马

三年自然灾害到了1961年夏天，非正常死亡现象已被杜绝，国家困难基本度过。刘邓俱乐部眼看着盖子已经被揭开了，不能死人了，再在“死人”上继续做文章不但没有意义，反而会弄巧成拙；而是决定转向攻击核研究项目。

1961年夏天，它们在国务院抛出“两弹”下马的高论---“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能为多打粮有所贡献，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弹”。为何要抛出此高论，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1.如果下马，可以保证苏联老大哥对中国的永远核威慑，为刘邓俱乐部搞政变撑腰；2.分裂党员干部，无论是主席表态支持哪一方，都会让主席威望遭到打击；3.借机制造军队分裂，争取到更多的军中同盟者；4.渲染人民公社的失败假象，为“三自一包”造势。

果不其然，在7月份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两种尖锐对立意见（“继续上马”和“下马”）就摆在了桌面上。最后，“缓建”的意见居然占了上风，但是双方僵持着。

双方的僵持最后自然要捅到主席那里去，主席拿主意。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刘杰、刘西尧起草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送给了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很快批阅了这个报告。他在眉头上批示：“送主席、周、彭（彭真）阅。” 在这条批语下，“细心”的邓小平又特意在括号里，用小一些的字体写道：“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妄图在主席那里蒙混过关。很显然，刘邓俱乐部迫切希望主席尽快作批示，事实上他们心里很清楚主席是会支持“继续上马”。

这份绝密件1961年11月17日送到主席案头，在此前，刘、周、彭已圈阅过（总共时间不过3天）。

当主席收到这份需要他一锤定音的绝密件，睿智的主席并没有及时批复，而是一直将之存放到1962年12月17日才批复，存放时间整整一年零一个月。在这一年零一个月内，发生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中国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主席获得足够的时间给国家和自己疗伤（刘邓俱乐部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使用各种阴招使主席受伤不已，国家遭受巨大损失）。在这整整一年零一个月内，主席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的策略,不但保住了“两弹”工程没有下马，而且让刘邓俱乐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主席实在是高明。让我们来看看恢复了元气的主席于1962年11月17日对这份绝密件的回答:“ 国防尖端技术，不但不应该下马，而且要抓紧进行”。“两弹一星”项目的管理权也由国防工委移给了新成立的周恩来挂帅的“中央专委”。至此，这场关于尖端武器的“上马”“下马”之争画上了句号。

让我们假设主席在七千人大会开幕前或者会上作了批复，这个批复很显然对主席有害无益，一方面主席如果坚持“上马”，则会被人指责为“不顾老百姓死活”，威望丧失；一方面主席如果坚持“下马”，则正好落入刘邓俱乐部的圈套，权威更是受创不已；一方面主席如果批示模棱两可，同样威望受损。

由于内外敌人的夹击、彭德怀的捣乱和三年自然灾害，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失，资本主义气焰逐渐盛行，刘邓的地方势力开始大力推行“三自一包”，并于1962年对主席形成“逼宫”之势；使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日益不满，对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怀疑，主席的威望和权威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1958年-1961年是刘邓势力急剧膨胀的三年，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地位非常稳固；是刘邓与修正主义苏联结成联盟的三年；是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先念等作为其对立面被严重打压的三年。到1961年，刘邓俱乐部势力足够强大到与主席分庭抗礼和架空主席。只是它们在制造一个机会，一个主席威望处于最低谷的机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最低潮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七千人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