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
作者：高清
一、打进高层的奸细
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一个来历诡秘的人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
史实表明，雅氏中青年时代即成为潜伏在党内的西方战略特务。他在美国大学研修，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政治上未成名前，他以政治学所谓新锐学者自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掩护，变换花样地贩卖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体系，严重误导苏联的党和社会。他得到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赏识，平步青云进入中央决策层，很快像病毒一样侵袭了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的神经，掌握了话语权，使原本还算健康的改革步入歧途。其最重要的手段是：鼓吹“改造”共产党，最终迫使苏共退出了国家领导舞台；鼓吹“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和非党化”，最终使苏军成为叶利钦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支持分裂势力、纵容波罗地海三国独立，最终瓦解了苏联；亲自并鼓动一小撮人肆意诋毁俄国十月革命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最终使苏共在全体人民中丧失了根基和影响力；全盘美化和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最终颠覆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同形形色色的反共分子暗中勾结，最终公开倒向其怀抱。盖棺论定，雅氏是苏联党和国家最凶险的敌人之一。
19年过去了，苏东剧变留给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教训还有多少？中共高层究竟有没有雅科夫列夫式的人物？面对国内国外极其复杂的形势和情况，在自己的章程中仍然坚持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首脑和首脑系统，难得不需要扪心自问、审视自身？
其实，若干年以来，至少北京、上海两地稍为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家就注意到，中共内部确有一个无论其真实内心还是外在手段，无论说的还是做的，都与雅科夫列夫不出左右的人物，并且正在沿着雅氏上升的轨迹快速上升。现在可以说，中共当前最大的危险分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中国的雅科夫列夫，不是别人，正是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为了使人们，特别是没有经过系统地社会科学训练的人们，真正弄清楚王沪宁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是怎么表演的，到底要说什么、想干什么，我们不得不对他的代表性观点条分缕析，剥出其中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内核。
二、要害是“军队国家化”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王沪宁以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师，参与了中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文件工作。同时期并出任总策划，谋划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亲自写作了其中重要章节，甚至在中南海用长途电话遥控书的勘正和出版。他在这个《报告》里，宣示了将如何颠覆中共的“战略路线图”。而莫大的讽刺是，他居然带着这么一份礼物，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咨询机构！
《报告》共分九个部分，王沪宁主写了“导论”和“政治篇”。这个《政治篇》恰似一部变天书。王沪宁在繁琐辞藻掩护下，定就了颠覆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国人民解放军、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
《政治篇》在两处集中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处是第37小节，另一处是第46小节。慑于当时的国内政治气候，王沪宁以其变色龙的特有嗅觉，自然不会愚蠢到公开提出取消党的领导，相反，他还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党指挥枪的原则”写入小标题。然而，就在他虚晃一枪的小标题下，贩卖的却是极其恶毒的货色。
首先，王沪宁歪曲我党我军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史。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日起，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无论政治指挥员还是军事指挥员，都是党派出的、代表党组织去领导军队的干部。军队对党是听从的关系，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从来不存在所谓“军党一体化”的体制。我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不是靠某个指挥员对麾下的“慑服”，而是党组织的坚强有力作用。我军更不是张国焘那样的野心家培植个人权威和用来同党讨价还价的工具。而王沪宁却胡说，中国军队历任领导人都是“克里斯玛式的文职人员，只有这种领导人才能沟通军党关系，才能创设军党一体化的体制，才能对纯粹的军人构成巨大的慑服和感召力量”（《重新认识中国 ——1993中国发展报告》第7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又说江泽民多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寄托了对以制度化的组织权威替补魅力型的个人权威的希望”（第75页）而第37小节的标题也赫然是：“军队组织型权威初步形成”。（第74页）对王沪宁的“妙论”应该作何解释呢？惟一的解释是：在他说这通“妙论”之前大约68年里，人民解放军都是靠“个人权威”维系的，这是非“制度化”的领导，不具备合法性、正当性。只有用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初步形成”的“组织型权威”代替，才具备合法性、正当性。他这里所说的“组织型权威”，显然不是自始就是我军军魂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而是另有所指，下文再叙。王沪宁就这样恶意涂抹和篡改了我军历史，为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进行了历史铺垫。
其二，王沪宁抹黑军队同党的关系、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声称“经济环境的重大变迁又为中国军队由政治性向‘国防性’转型提供了某种富有积极意义的条件”，“利益关系分化和重组的过程中，军队的利益有可能获得独立发展”，“军民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的日益分化进一步松动了这样多少已经只限于象征意义的关系”，“军职‘圣化’形象失落。在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时代……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符号”。（第74页）够了，够了，难道还需要别人再作什么解释吗？！王沪宁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军队将抛弃“政治性”，争取自己的独立利益；军队将不再“圣化”，即担当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而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军民关系只限于象征意义。明眼人不难发现，这些貌似谈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词句，包藏着什么祸心？
其三，王沪宁是中央委员以上高级干部中，“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唯一的系统鼓吹者。在做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以上两重铺垫之后，王沪宁关于“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更明确的观点跃然纸上：
1、军队非政治化
“政治作用转变。……在现代化规律的作用下，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的广泛参与，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在机会上都大大转变。”（第74页）
“军人政治作用的转变是必然趋势……由一种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逐渐变为一种职业符号。”（第86页）
2、军队国家化
“推动军队由政治军队向国防军队转型……有助于军队国家意识的复苏和加强。”（第75页）
“提高军队专业化程度……还取决于新文化的植入……习得现代军人效忠国家的精神与普遍主义”。（第86页）
3、军队非党化
“进程在组织型权威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宪政模式”的特点。” “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新领导权威也开始渗透到组织型权威中。93年军报发表三篇长篇通讯……可以视为树立新领导权威的努力。中国这样的国家，具有强烈现代化取向的领导权威对组织型权威的确立从而最终导向军队的国家化是有很大作用的。”（第86页）
不妨稍为诠释一下这些晦涩的语言。在王沪宁看来，军队的政治作用就是“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这应该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政治集团、人民民主专政工具、人民的枪杆子等等吧。倘若把这种政治作用转变了，那么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宗旨岂非要发生根本改变？这还不是赤裸裸地非政治化？
在王沪宁看来，我军由政治军队转型，有助于国家意识的复苏和加强，将习得现代军人效忠国家的精神和普遍主义。言外之意是我军从来没有国家意识，只听从党，不忠于国家。这与逃亡国外的民运分子恶毒攻击我军是“党军”而不是“国军”，有什么分别？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军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军队，自然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常识。对此，披着教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外衣的王沪宁，是真的不懂呢，还是曲意制造两者的对立，为鼓吹“军队国家化”大造舆论？
在王沪宁看来，所谓“组织型权威”，即“宪政”。而宪政是什么？不过是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总统制、议会制那些老套路。这哪里是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党指挥枪的原则”？明明是要按照西方资产阶级一套彻底改变我军的建军原则和方向！明明是要在军队搞非党化！不过，王沪宁在推崇西方民主的同时，却不小心露出了封建主义的尾巴——溜须拍马。他祭起自己几年前为吹捧赵紫阳而编造的“新权威主义”，来个赵冠江戴，居然又吹捧起“江泽民的新领导权威”来了，并污蔑江泽民也寄望于宪政（“以制度化的组织权威替补魅力型的个人权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此“歌功颂德”，用意何在？标题为“加强军队建设”的第46小节最后一句话，彻头彻尾暴露了他不怀好心，即借助江泽民“最终导向军队的国家化”。勿容讳言，这就是他所谓“加强军队建设”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江泽民在他眼里，不过是一枚棋子而已。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江泽民在任时没有办到王沪宁所希望的，这真是历史的万幸。玄机在于，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曾严厉批判“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反动谬论，而根据王沪宁的履历推算，他一定是参与了这些讲话的起草。那么人们不能不发问，是什么原因使王沪宁能够做到这样心口不一、贼喊捉贼呢？这是不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惯用的嘴脸呢？假如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骗倒江泽民，在别的问题上呢？
三、“资本家入党”的策划者
江泽民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也许没有上王沪宁的当，但是在“资本家入党”问题上则可能中了招。中共建党80周年的讲话，其中一部分引起党内的质疑和批评，不少资深年高的革命家甚至发表了公开信，令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尴尬不已。而焦点之一大概就是“允许资本家入党”。中共17大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从头到尾只字不提这一话题，说明党全盘否定并舍弃了这个命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应该敢于承认，那个讲话的这一部分确实讲错了。
那么，错的这一部分，是不是江泽民原初的想法呢？我们无意为江开脱什么，但以江的光荣经历来看，早年从事地下斗争，解放初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留过苏，……“六四”后斥责不法商人“要让他们倾家荡产”等等，应该说江对资本家阶级的固有本质至少是清楚的。
谁是始作俑者？根据王沪宁的履历推算，应该就是这位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西方媒体热炒的“理论化妆师”。实际上，早于80周年讲话六七年，王沪宁就抛出了这个一度害了中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最终也害了江泽民在党内威望的“计策”。
《政治篇》在“展望与政策”一栏，开宗明义地提出：94年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依然应该是开发政治资源。（第81页）怎么开发“政治资源”？王沪宁出于阶级异己分子的本能，将目标首先对准了中共自身。在标题为“尤其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第40小节开场白，他振振有辞地声称：“执政党的功能、基础、任务和目标必将发生重大变革。传统体制模式逐渐显得与新经济基础、新社会结构和新文化氛围不相适应，实现党的深刻革新必须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第81页）
这是什么意思？党的功能要变，岂不就是要改变与党的功能互为作用的党的性质吗？党的基础要变，岂不就是要动摇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吗？党的目标要变，那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和社会主义这个眼前目标，要往哪里变？是不是可以取消？谁都不会想到，今天李锐、谢韬、辛子陵之流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原来发端于六七年前的王沪宁。他是他们道道地地的祖师爷！谓予不信，请看王沪宁的具体策划。
为着促使“党变”或者说“党的深刻革新”，王沪宁开了四副药方。
第一副是“推动执政党的非行政化”。何谓非行政化？他拐弯磨角说来说去，戳穿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党组织不再介入和包办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第81页）。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国家学说，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党组织不能包办政府工作这种观点，但是说党组织不能介入“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则是绝对的谬论和谎言！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够做到。奇怪的是，赵紫阳任上结结实实地搞过这种“非行政化”，如“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取消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等，遭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严厉批评和全党的抵制；“六四”之后，为什么王沪宁还死抱住赵紫阳的阴魂，不离不弃，并隆重献给中共新首脑和首脑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