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中国的雅科夫列夫

为着促使“党变”或者说“党的深刻革新”，王沪宁开了四副药方。

第一副是“推动执政党的非行政化”。何谓非行政化？他拐弯磨角说来说去，戳穿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党组织不再介入和包办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第81页）。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国家学说，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党组织不能包办政府工作这种观点，但是说党组织不能介入“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则是绝对的谬论和谎言！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够做到。奇怪的是，赵紫阳任上结结实实地搞过这种“非行政化”，如“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取消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等，遭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严厉批评和全党的抵制；“六四”之后，为什么王沪宁还死抱住赵紫阳的阴魂，不离不弃，并隆重献给中共新首脑和首脑系统？

第二副是“吸收各界精英分子入党”（第81页）。他不顾我们党挫败分裂阴谋以后高度团结统一的事实，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中共“这种超大规模的政党，人员、组织均难以做到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并说，为了适应“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当前应尽量吸收各界精英尤其是文化知识精英和工商管理精英入党和抓紧重组现有党员队伍”（第81--82页）。不但吸收，还要“尽量”吸收，胃口不可谓不大，好像中共党员队伍中，严重缺了文化知识界和工商管理界成分似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所谓“精英”，不是中共党章关于入党条件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而是新生的资本家。用“精英分子”这样一个极为含混的概念，表述共产党员的标准，显然是后来“资本家入党”的前导。这也算是王沪宁进入中南海后“不声不响追求”的成功一例。只是好景不长。

第三副是改组党的组织。他说：“学校、企业、公司、村镇的党组织相当部分已经只有名义，应该重新按行政区划设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第82页）。“按行政区划设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党组织变成松散的地区团体。这样，党的各级组织会自然而然丧失战斗堡垒作用。这是赵紫阳试图改造党的一个计划，王沪宁又把它捡了起来，其谋不可谓不诈！

第四副是“政策建党”。他幸灾乐祸甚至有些恶毒地说，改革“削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思想建设的吸引力”，“人们的政治评判标准从抽象的教条和狂热的迷信”转移了（第82页），从而鼓吹政策建党。什么“传统意识形态”，什么“抽象的教条和狂热的迷信”，何不明说出来呢？不就是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王沪宁对之痛恨一至如此，是有传统的，后文将会逐一披露。总起来看，所谓政策建党，实质上是要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改造和武装我们党。他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的纪律主要为这一政策过程服务”。几年之后，中共党内终于爆发了一场关于“资本家入党”的大论争，王沪宁这个乱党分子功莫大矣。

四、向“台独”妥协的政治投降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还在台上，台湾政坛的“台独”分裂主义，已经暗潮汹涌。王沪宁在《政治篇》中自然不会回避这一问题，那么他又使出了什么“妙计”呢？

《政治篇》第47小节向中共领导人建言，“要处理好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台独与分裂，无论从历史、民族、传统，还是现实，都应该防止”，“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是大陆要认真对待的”。（第86--87页）

看，王沪宁说的多深奥，又多轻巧！照他的意思，对付“台独”分裂主义，我们不必坚决反对，仅仅用一个“防止”就够了。而再看他使用的句式，似乎“台独与分裂”都还不是现实。这究竟是掩耳盗铃，还是故意麻痹人们的神经？恐怕只有多次打着中共政治学新锐学者旗号，进出台湾岛，并与那里政界和非政界人士有联系的王沪宁自己清楚。

“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又是什么玩意？翻遍王沪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陈述，都没有看到明确的解释。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用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概念以售其奸，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乃至阴谋家惯用的手法。后面我们将更多地欣赏到这种把戏。不过，人们还是能够从他绕来绕去的闪烁其词中，发现他的真意。

说穿了，所谓“事实判断”，是说台湾已然是独立的，应该承认“台独”的孪生兄弟“独台”；所谓“价值判断”，就是我们的主权观念、意识形态、一国两制方针。（参见第76--77页）要我们“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是什么意思，恐怕谁都能够弄得明白吧。

好了，若然承认“独台”，若然不谈主权要求，等等，那么王沪宁自然会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问题。实际上，他“妙计”的这最后一句，才是他的真正企图所在。请问王沪宁，台湾老百姓在世界各国没有旅游、经商、消费、居住、上学、交流等的权利吗？如果有，请问你还要为他们争取什么权利？王沪宁一贯做贼心虚，他在这里所说的“台湾民众”，其实就是“台湾当局”；“实际权利”，就是允许台湾当局同世界各国进行政府间交往的政治权利、外交权利。请问哪一位中共领导人敢于违背民族意志，做出这样的决策？！

历史常常有雷同之处。苏联波罗地海三国，由出现分离倾向到在西方干预下终于独立的情景恍如昨天。王沪宁的这些投降主义谬论，与当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之流对事态的一再忍让妥协，何其相似乃尔！

五、蹩脚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布道士

王沪宁本人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极为贫乏，但是这个惟西方马首是瞻的“精英”，对资本主义国家花样翻新的统治思想，却表现出如蝇逐臭般的敏感和迷信，在代理和推销中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世纪90年代，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并且长驱直入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王沪宁似乎从中看见了中国经过“六四”风波之后重返资本主义道路的希望。于是在《导论》和《政治篇》中，用词不多却欣喜若狂地贩卖起新自由主义的货色来，并大大地“发展”了。

不妨摘录几段以飨读者。

“人们的社会人格发生变化，从计划人逐渐转向市场人，人们处在迅速扩大的市场社会中。”（第8页）

“中国社会，政治的特性越来越突出其‘经济化政治’的特性。”

“‘经济化政治’是目前以至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59页）

“与当今国际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一样，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途径一样，中国政治日益显示了一种‘经济化政治’的特点。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是客观的力量所致。”（第5页）

众所周知，西方新自由主义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是“经济人”，以此为基石才建立其整个理论体系。王沪宁好像嫌“经济人”概念用在中国，力度还不够，还引不起振聋发聩的轰动及效应，竟然声音提高若干分贝，喊出“市场人”“市场社会”，企图唤醒13亿“计划人”，俨然一副救世主的架势，殊不知恰好暴露了他的西方传道士嘴脸。至于他所说的大趋势——“经济化政治”，是不是鼓吹把市场经济的原则带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江泽民批判过），是不是鼓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江泽民也批判过），诸君自会明断。

如果以上还不足为论，还不足以证明王沪宁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让我们的社会变天，那么可以说，没有比他的下述“重要思想”更露骨的了。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既存在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存在等级--阶层。”（第9页）

“93年中国法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在于以法律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但必须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中进行。从长远来看这一思路有悖于法制经济的建立。”（第66页）

我们不禁要问教了多年政治学的“精英”王沪宁，等级和阶层是可以划等号的吗？你是第几等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是第几等级？在人民内部分等级，这种模糊以至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修正主义伎俩，若干年后结出了苦果，严重误导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判断及对社会成员的认识，以至闹出“资本家入党”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笑话，演出了企图使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变天的序幕！

我们还要问现在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王沪宁，不管你怎样拐弯抹角颠来倒去，我们都已看懂了，1994、1995年的时候你就断言，“从长远来看”，“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中”“以法律构建市场经济体系”，“有悖于法制经济的建立”，这是不是冀望最终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倘若连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改变了，你要建立的是哪家的法制经济？论及于此，不禁想到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关于人大建设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宣示，果然如此，则中国仍旧有幸。总之，王沪宁在《重新认识中国 —1993中国发展报告》中系统的反马克思主义，乃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并不是他偶然的或一时的认识失误，而是他长期的一贯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信仰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