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豆汤看农村环境危机

1988至今，河北沧县小朱庄的村民承受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污染，乃至生计受害，疾病丛生。村民多年前即开始为污染问题奔走申诉，时至今日，得到的只是一句“红的水不代表不达标，放一把红小豆也能出红色”。

我的家乡离沧县不远，听到家乡人民遭受污染的长期折磨我感到痛心，然而我并不对此奇怪。我从前住的离农村不远，村里的小化工厂常年排放污染气体，每到晚上就能闻到浓重的气味。和小朱庄一样，我们当地的环保部门也做过检测，证明此气味无毒无害，是大可放心呼吸的。

我时常想这样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乐观情绪从何而来？尤其是看到每年春天两会代表洋溢着一脸幸福表情的时候，我会倍感困惑。固然，有些人是不接地气，有些人是自欺欺人，有些人是想蒙混过关；然而，这种乐观情绪体现出一种霸道，就是在说：“我即科学，我的意志即科学发展观，我说这是红豆汤，这就是红豆汤”。这种乐观情绪是对改革开放的肯定态度的延伸；没了这种乐观情绪，统治地位就面临危险了，所以任何违反基本逻辑和常识的乐观情绪都不应令人惊讶，包括这把红小豆。但我实在乐观不起来。

我们国家环境保护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中国在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会议。从起步来讲，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是比较早的。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曾经提出治理环境污染的目标，“五年控制，十年解决”，可见当时为了根治环境问题而下的决心。

环保政策有条原则叫做“谁污染，谁治理”。最早这条原则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提出来的。如果是计划经济，工厂是国家的工厂，治污的成本直接就是国家的成本，那这条原则就行得通。但是，如果是市场经济，工厂成了私人的，那就只要赚得利润，哪怕污染泛滥？并且，一旦工厂倒闭，工厂曾造成的污染谁来治理？所以这条原则彻底变了样：一面是“谁污染的（？）”找不到，虽然污染还在，工厂早就不在了；一面是“谁来治理（？）”也找不到，工厂没了，而政府认定把地下水搞红的是一把红小豆。改革开放以来的环境保护政策，一个字就是“熬”，得过且过，短期不出问题就没问题，长期出了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到底要看看人类和自然的承受能力究竟等到何等地步。

与北京的雾霾天相比，小朱庄的红豆汤更为令人触目惊心，说明广大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在华北，自然条件比较差，人口密度比较大，如今污染问题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危机重重，整个华北没有让人过上安全、健康生活的立锥之地。

对于雾霾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大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大、人口的集中、汽车数量的急剧增长，所以解决雾霾问题并不难，只要有决心限制大城市规模，特别是限制汽车数量。但是，限制了大城市的规模，城镇化怎么搞？只能扩大县城的规模，让雾霾污染向县城扩散。

对于以小朱庄为代表的农村污染问题，与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的庇护分不开。小朱庄的这家化工厂是个私人所有的企业，2008年利润4900万，纳税2200万（包括交给国家的和地方的），沧县当年财政收入是2.6个亿，可见这个化工厂对当地政府来说不可小视。二十几年如一日的排放污水地方政府也就当看不见。如果地方政府某些时候关停这些污染企业，过不了多久又会允许这些企业就会重新开张。国家想要解决农村污染问题，即使有这个决心，也没有这个能力。以此来看，农村地区一方面承受着县城城市化扩大带来的城市污染，另一方面承受着地方企业的工业污染。未来十年城镇化看来也将是农村环境崩溃的时候。

（撰稿：刘杰；责编：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