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七）

第二节  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入地进行，毛泽东又在学术思想领域，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
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官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觉得还需要交代一下政策问题，便又补写了一段：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十一月十日， 《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随着批判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到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应当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以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是必要的。

第三节  批判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修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说明：“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这为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的运动定了基调。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从一月到五月，文艺界集中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从舒芜那里得到的胡风在四十年代写给他的一批信。这些信件最引人注目，也是使人感到吃惊的是，信中使用晦涩的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着憎恶的态度。这些信件成为胡风问题改变定性的关键材料。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写道：“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按语还提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审阅修改了编者按和结束语。加写了一段话，指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六月三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六条，提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由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揭露和追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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