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制造”到“柬埔寨制造”

柬埔寨金边——蒂芙尼公司(Tiffany & Company)正悄悄在柬埔寨建造一座钻石抛光工厂。一直以来，这个国家让人们更多想到的是杀戮场和地雷，而不是光鲜亮丽的小玩意。

日本一些最大的生产商也纷纷涌向金边开厂，制造汽车和触摸屏的线束以及手机的振动马达。欧洲公司也不甘落头，正在当地生产跳舞鞋和超细纤维的太阳镜套。

外国公司涌向柬埔寨的原因很简单：它们想要减少对中国工厂的过度依赖。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正在迅速增多。过去10年里，工厂建设出现高潮，而同时，愿意在工厂工作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这使得工人工资飞涨，增至原来的四倍。从去年开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实际上开始缩小。

在金边的美国律师布拉德利·戈丹(Bradley Gordon)说，“每过几天，就会有生产商给我打电话说想把工厂从中国搬到这儿。”

然而，跨国公司发现，他们能够逃离中国不断增长的工资，却无法真正避开其影响。在人口、经济规模，甚至是发电量上，大多东南亚国家比不上中国的许多省份，有时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城市。随着公司的生产南移，它们很快用尽了当地的劳工供给，推动工资大幅上涨。

虽然在柬埔寨，工资和福利水平经常不能达到满足获得适当住房和均衡饮食的水平，但制造业投资开始让百万人口脱离贫困——和2011年相比，去年在柬埔寨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70%。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柬埔寨高级经济学家彼得·布林布尔(Peter Brimble)表示，“中国较高的工资水平驱使外国投资流到这里，帮助湄公河沿岸的居民脱离贫困。”

只有一小部分公司正在寻求完全离开中国，而它们主要来自服装和制鞋等低技术领域。其他许多公司则正在东南亚建造新工厂，作为中国工厂的补充。对于很多公司而言，中国快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庞大的人口和工业基础仍十分有吸引力，虽然在该国的很多行业内，工资的增长速度几乎和生产力的增速一样快。

尽管如此，去年中国的外国投资额还是下降了3.5%，自1980年以来，除了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该数额每年都在增长。不过，中国高达1197亿美元（约合7425亿元人民币）的外国投资额仍远高于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柬埔寨的投资额则上升至15亿美元。当地的另外一位美国律师布雷顿·夏罗尼(Bretton Sciaroni)称，“大家不是在寻找从中国退出的策略，他们是想建起可以平行运转的工厂，以规避风险。”在日本制造商中，住友(Sumitomo)在制造用于汽车的线束，Minebea在组装手机零部件，电装(Denso)则即将开始生产摩托车点火器组件。欧洲制鞋商Bloch也在当地开了工厂，而Oakley在为它的太阳镜生产镜套。

去年，在越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的外国投资额也出现了大幅上涨。

随着公司开始争夺雇员，该地区的工作条件也随之改善。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太阳镜镜套制造商、比利时人经营的Pactics公司便推出了医疗保险、意外险、教育补助和免费午餐等福利，这些福利之前在柬埔寨很少见。

该公司总裁皮特·霍尔滕(Piet Holten)说，这是因为在柬埔寨的成本非常低，在这个看一次医生可能只需几美元的地方，每个工人的总体收入每月仍不到130美元。而在该公司位于上海郊区的工厂，做同样工作的工人每月能挣560-640美元不等，其中还包括政府要求企业发放的补助。

柬埔寨工人每天缝制的太阳镜镜套比上海工人每天缝制的数量少15%-30%，但是柬埔寨的生产力也在不断提高。“我永远不可能让它赶上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但是这里的生产成本不到在中国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一，而在中国，成本只会越来越高，”霍尔滕说。

过去五年，柬埔寨产业工人每月总体报酬的涨幅高达65%，不过由于基数较小，该国工人的收入仍处于亚洲最低水平之列。10年前，工人纷纷涌向在金边那些贴着招工启事的新工厂，但“现在，你在工厂贴一个招工启事，不会有人来”，柬埔寨人力资源公司(HR Inc. Cambodia)总经理桑德拉·达米科(Sandra D’Amico)说。

近几个星期，在柬埔寨东部，数家制造泳装等简单产品的台湾制衣工厂的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此前一些日本工厂搬到这里，开始制造商务西装和手套等更加复杂的产品——并提供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在位于柬埔寨中部的金边经济特区，Minebea正在建造一座现代的四层宿舍楼，试图以此吸引工人，该大楼将容纳2000人，有一个休闲大厅，每个房间有六张床——和数百万柬埔寨人仍居住的那种带茅草屋顶的胶合板房子十分不同。蒂芙尼下属的劳雷尔顿钻石公司(Laurelton Diamonds)已经开始打桩，要在街对面建一座9.5万平方英尺的现代工厂，为小钻石抛光，同时还在为该工程争取一个国际“绿色建筑”认证。

经济特区总经理上松裕士说，今年经济特区的工人数量将翻倍至两万人，并且预计将在接下来几年内，再次翻倍至四万人。

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AFL-CIO）下属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的柬埔寨代表戴维·J·韦尔什(David J. Welsh)在内的一些人持怀疑态度，食物及房屋成本上升，使很多工人不能完全享受工资增涨带来的好处。位于柬埔寨的制衣生产商协会的秘书长肯·洛(Ken Loo)说，制衣行业需要抵制住工人要求进一步提高工资的呼声，以此来维持其国际竞争力。

手提包和行李行业公司的制造顾问塔蒂亚娜·奥尔尚奈茨基(Tatiana Olchanetzky)说，她对该行业将生产从中国转移至菲律宾、柬埔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成本进行了分析。她发现，由于绝大部分的纤维、扣子、轮子和箱包贸易所需要的其他材料都是中国生产，如果最后的组装被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些材料也需要被运输到那里，因此即使转移工厂能节约成本，省下来的钱也非常有限。

但不管怎样，西方买家担心完全依赖一个国家的风险，在他们的要求下，一些工厂还是搬走了。

虽然搬到一个新的国家，供给链尚无法得到保障，存在一定风险，但奥尔尚奈茨基表示，“他们认为留在中国也有风险。”

（责编：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