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前言、第一至四章）

第二编是“回不去的农村”。在和工友的交流中，经常会听到工友说：“将来还是要回老家的”。当我具体问“什么时候回去”的时候，工友会说：“干不动了才回去！现在回去了吃什么喝什么！”所以，我认为，“回老家”只是一种想象中的退路，其实这条退路并不存在。农村的耕地根本无法承载打工者返乡务农，而且按照现在的人均耕地规模，一年的农业收入往往赶不上在外打工半个月的收入，打工者是不可能选择回乡务农的；被打工的父母留在农村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看到他／她们给我的感觉是：衰败的老龄化的农村还在气喘吁吁地为城市孕育、输送着廉价劳动力。

第三编是“迷失在城乡之间”，在前两编微观层次表述的基础上，这一编描述了社会结构层次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打工者未来发展的关系。第一章描述的是打工者的一种迷失的状态，这种迷失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城市生活但是在农村盖房／买房。虽然打工者也知道自己不会回乡务农，但是很多打工者还是把房子盖在了村子里，如果去看看这些矗立在田间地头的楼房，你就可以发现，有很多是空着的，也有很多仅住着老人和孩子，这些房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家的符号”；第二章的前两节描述了社会断裂对打工群体的直接影响，后两节论述的是为什么社会断裂导致打工者的迷失。第三章描述了女性从农村到城市打工以后所经历的角色变化和婚姻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的不仅是女性也包括男性。第四章描述“用工荒”现象。“用工荒”是企业、政府和打工者进行角力的一种表现，“用工荒”和打工者就业的不稳定是直接相关的，打工者虽然就业不稳定，虽然会不断变换工作，但是打工者会继续在城市打工。“用工荒”现象告诉我们：一个就业虽然不稳定但是数量稳定而且在不断增长的工人群体已经形成。第五章描述了对产业转移状况的零星观察和思考。第六章试图论述农村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农村和城市是中国的左膀右臂，必须均衡发展，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城乡差距导致的，所以没有农村的发展也就没有中国的稳定发展。

第四编是“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这一部分讨论了公平、自由和道德这三个概念以及“家在哪里？”的问题。这里想要的不是海阔天空的议论、不是古今中外的评述，而是以工人的视角和最贴近工人现实的分析。在和工友的交流中，我学到了最朴素而又最深刻的道理，在这里把这些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希望这些可以为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做出一点儿贡献。

本书的调研开始于2010年5月，大部分调查和访谈结束于2010年12月。2011年6月，为了最后一编的写作，进行了补充调研。2011年1月开始动笔整理调研资料并随后开始撰写本书，初稿完成于2011年10月，结稿完成于2012年3月。这里要感谢所有接受我们访谈的访谈对象，没有你们的真诚交流就没有这本书。也感谢所有给予本书支持和帮助的同事和朋友。

吕途

2012年3月

总述：我们是新工人?打工三十年

197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200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从经济角度来评价，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从人口结构角度来讲，中国完成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理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贫富差距巨大。资本的逻辑渐渐主宰社会发展，社会道德溃败、个人在躁乱的社会中迷失。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发生变化，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受到变革的影响，而在中国社会中受到改革影响最强烈的是工人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公报，现在户籍是农村的打工群体的人数已经达到2.5亿，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改革开放给打工者带来了机遇，但是大家都知道，农民最初进城打工是受到控制的，是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危险的，所以说，改革开放只是给了打工者进城打工的机遇，而创出进城打工道路的是打工群体自身。从人数以及对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来讲，打工群体必须得到关注，审时度势地讲，我们必须正视打工群体做为中国的新的工人群体的客观事实。可以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新工人形成的历史。

一、农民工、打工者还是新工人

“农民工”辩

2009年1月1日至3日，北京工友之家在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新工人剧场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学者和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艺术节上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民谣专场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来自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农民工”一词的使用发生了争执。一位代表不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另一位代表认为在这样一个打工者的艺术节上更不应该使用“农民工”这个歧视性词语。这一场景的出现自然是不愉快的，但是很多时候让所有人愉快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话语”冲突中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

赞同使用“农民工”这个词的人大都认为，这个词说的是现象，是事实，并没有歧视的意思，认为这个词说的是：打工者来自农村，在城市打工，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但是这样认为的人是否能再进一步想想，经过三十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民工这个词的确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中国打工群体中的主流人群了，因为它不再代表客观事实。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季节性外出打工，农忙的时候回家种地，这个词用来描述打工者的双重身份是比较合适的。

到了90年代和2000年以后，多数打工者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长期持续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这时候如果继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就会造成很多问题：首先，词不达意，因为打工者从事的是工业或者服务行业的工作，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不是农民；第二，因为打工者户籍是农村，所以使用这个称呼，这样的逻辑容易形成一种基于身份的差别待遇，甚至歧视。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需要改革的旧体制，而且用户籍身份来制约人口流动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第三，很多时候称呼隐含着一种权益，用“农民工”来称呼打工者所隐含的意思是：打工者不是和城市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和工人；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打工群体自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公平和尊重的诉求，这种诉求具备了人数的物质基础、具备了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的物质基础，也正在成为一种精神需求。在调查中遇到的一个打工者说道：“称呼我们为农民工，就感觉我们好像永远不能翻身一样。”。可见，“农民工”做为一个过渡性的词语已经到了需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不接受“农民工”这样一个称呼体现的是这个群体主体性的崛起。社会上普遍使用“农民工”一词是因为话语权并不掌握在打工者的手里。话语从来都是政治性的，没有权力和无法发出声音的群体总是被代表和被称呼的。2009年10月28日，在“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来自民间机构的代表小山有个发言，从这个发言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称呼的道德和意义。小山是这样说的：“在这里，谈一下自我认同的问题，关于农民工身份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他们站得高看的远，但是对于我们很重要，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的方向是错误的，我们的实践就没有意义。我们一直很排斥这个称呼。很多人认为我们有病，怎么会在乎这么个名字。很多人认为这是个事实。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忽视了道德。作为一个主体不能同样是两个东西，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不能买相反方向的两张火车票。这样的一个认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我们是谁？由谁说了算？我们自己说了算。自我认同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我们感觉到了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时是两样的东西，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那么如果不作出这个选择，按照这个称呼做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可怕的境地。我以前在很多建筑工地做访谈，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忍受那么恶劣的条件，问他们为什么能忍受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们是农民工啊’。认同了，接受了这个身份。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行动者，一个实践者，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是农民工，是一个奴隶，那么我们就丧失了能力。”

“打工者”辩

有一天，我和一个大学教授聊天，他说：“我也是个打工的。”我很无语，我在想：教授的老板是谁？

有一次，在一个工友座谈上，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也来参加了，他说：“这个世道谁不是打工的呀，我也是打工的呀！你们不要就想着普通工人需要维护权益，我们也需要维护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