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三小节（续）

续前

前面提到，赫鲁晓夫想给中国换“马”，那么什么时候赫鲁晓夫铁定了心要为中国“换马”？

前面我们探讨过，苏联历任领导人对主席都有心病，因为主席不是他们挑选的中国革命人选，只是形势比人强而不得不承认。自从主席重新当上中国革命领袖后，苏联就失去了对中国的人事主导权。在双方共同点大于分歧时，苏联也就把这口气先咽下去，两国和平共处。当两国分歧过大，作为老子党的心就会复苏，自然是想除掉这个心病。分歧越大，想除掉的心就越急迫。即便如此，铁定要清除这个决心也是很难下的，必须要考虑由此带来的震荡会否危及自身。自从中国抬出列宁阻止苏联和美国联手，赫鲁晓夫对主席也就越发暴跳如雷，怪不得要精心设计一个会议，发动51个党来围攻中国，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大骂主席6个小时还不解恨。可以说，他当时想除掉主席的心多么迫切！正如他自己承认的“耐不住了”。“耐不住”归“耐不住”，问题是，该怎么办？正在此时，彭真带队来参加会议给深陷困局中的赫鲁晓夫带来了一种豁然开朗。这种豁然开朗是来自于彭真是刘少奇的“贴心袄”，这也是为何主席发动文革时，首先要打倒彭真。前面已分析过刘少奇为何是赫鲁晓夫最理想的马，这里就不重复。

转了半天，我们回到信封，由此推断“信封有泄密嫌疑”。这并不是否定苏联间谍部门是多么的混帐弱智，中国的保密是多么的严丝合缝，更也不是否定刘邓俱乐部以前没有动作和行动，而是说，这封信可以让赫鲁晓夫吃定心丸。怪不得当时苏联代表提醒赫鲁晓夫“别说了，别说了”。没有定心丸，是不可能对重大决策下决心的。20天之后，赫鲁晓夫果然下了决心，终于做了一件震惊中国和世界的大事，突然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所有在华苏联专家。这就是赫鲁晓夫，行动起来果然迅速凶猛。这标志着赫鲁晓夫的换马行动正式拉开序幕，而是接下来的刘少奇访苏自然取得成功，而是刘少奇提醒赫鲁晓夫不要与中国论战，而是苏修和中修结盟了，而是赫鲁晓夫给主席生日送寿礼麻痹主席，而是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借粮食给中国，而是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只是事情最后不以赫鲁晓夫的意志为转移，他想换中国的马，结果却被主席换了苏联的马。

面对敌人要走向联合，主席是没有觉察，是无动于衷，还是洞若观火？

显然是洞若观火。主席曾说过有些同志对土地分给农民是支持的，但对把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却是反对的。党内一直存在两种路线的斗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主席既然知道党内存在两种斗争，而且知道这个斗争其实是主席为核心的走社会主义派和刘邓俱乐部为首的走资本主义派（见前面段落），就不可能无动于衷，也不可能不提高警惕。有人说，把这些人都换下了不就得了。然而，这在现实中不是很好操作。一是难以识别，有的人明明想走资本主义，但慑于主席的权威，不敢明目张胆地走，而是偷偷走，在特殊时期，则表现得极左，刮共产风，比如大跃进中刘邓俱乐部即是如此（后面将重点谈它），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的破坏；有的人明明想紧跟主席的步伐，却因为自身的认识水平没有达到主席的水平，结果犯了右倾错误，如周恩来的反冒进。反冒进本没有错，只是不能用此提法，更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灵魂“多、快、好、省”给删掉，泄全国人民的气；更有一些人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比如高饶二人。二是如主席所说，党内懂马列主义的人不多，这条是最关键的原因，文革政权后期主席成了“孤家寡人”说明党内懂马列的人确实少之又少。从总体来看，刘邓俱乐部不管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但表现得似乎一直在跟着主席在走。所以，主席没有必要换“马”。也就是说，在刘邓俱乐部没有完全露出尾巴的时候，没有完全明目张胆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主席还是以团结为主，并苦口婆心劝他们，希望其中的某些人能发生转变，特别是刘邓。正如主席说他们“要改也难”，结果刘邓最后还是让主席失望。如此说来，为了保护社会主义事业，主席必然时时对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任何风吹草动，主席都会采取相应措施防范，以防失控。否则，七千人大会、四清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不知鹿死谁手。

那么主席针对苏联和刘邓俱乐部的一系列眉来眼去采取了哪些措施？

第一． 主席本人与苏联领导人团结当然是上佳选择，因此从1949到1957年，苏联关系逐渐进入佳境，进入蜜月期；

第二． 由于主席想把中国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苏联却想一直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哥。一旦小弟不听话，就带兵入侵对小弟进行教训教训，如1956年的“波匈事件”。因此中苏两国就必然走向冲突。换言之，主席必然要与赫鲁晓夫最终闹翻。1956年的“波匈事件”不能不让主席提高警惕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单警惕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了解情况，最好是亲自了解情况，做到知己知底。1957年11月，不知是中方刻意安排，还是赫鲁晓夫确实被“波匈事件”弄得焦头烂额而邀请主席去莫斯科出面调解，主席第二次出访莫斯科，这也是主席最后一次出访外国。这次访问是主席时隔三年再次见到赫鲁晓夫，第一次赫鲁晓夫还不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可以说这次出访莫斯科，主席做了一些动作，摸了一下赫鲁晓夫的底，顺带也把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兄弟国家中提高了许多，后有人说“中国与苏联平起平坐”即是来自于此次访问。

第三． 回国后的主席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应该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如果中国不听话，苏联对中国很有可能制造一个类似“波匈事件”的翻版，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果然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这促使主席对主权的问题上变得更警觉；另一方面，阔别近8年（注:主席访苏总共两次，第一次为1949年12月），重新感受苏联，主席明显发现苏联已经变修了。既然苏联变修了，那苏联走的路和中国要走的路就不同了。直到1957年，国内的社会制度是以苏联模式来建造的，所以，按照这个模子走下去，中国走修也同样不可避免，这是主席不能接受的，是几千万革命烈士不能接受的，主席的信仰是马列主义，所以中国的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道路；再一方面，国内想走修正主义的大有人在，势力大，以刘邓俱乐部为首，加上苏共和中国历史的渊源，由于道路相同，苏修和中修结盟是不可避免。由此看来，主席领导的中国和变成修正主义的苏联必然走向分裂，两者必须要分裂。与其被动分裂，还不如掌握主动。刚好这时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主席抓住这件事对苏联驻华大使大发雷霆，赫鲁晓夫专门为此事，1958年7月31日，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可惜主席根本没给他任何面子，断然决然地拒绝了。从而一方面根本上断了苏联染指中国领土主权的念想；另一方面主席的对苏联大使大发雷霆和不留余地显然激怒了赫鲁晓夫，中苏之间开始产生政治大隔阂，为日后主动冻结中苏关系，切断中修和苏修的结盟，保障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埋下伏笔。从披露的史料来看，长波电台只能是一件小事，到1956年，苏联已在中国建了3个小功率的长波电台，但是，正因为小，苏联才不会感到下不来台，很丢面；双方才不会立即撕破脸，造成刀枪相见，酿成第二个“波匈事件”。而且，正因为小，才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从而根本上断了苏联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念想。主席通过这件事，实质是告诉苏联，你想像对待波兰、匈牙利那样对待中国，门都没有。我连个小电台都不让你建。

第四． 如果上面一点是解决不让苏联冒犯中国领土主权，使得中苏之间产生政治隔阂，那么在赫鲁晓夫离开不久，1958年8月23日，主席“炮打金门”则是告诉苏联我做任何事没有必要知会你。事实上，“炮打金门”的准备是从7月19日就开始的，而主席与赫鲁晓夫会谈时压根没提此事。很显然，在苏联看来，这违背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游戏规则。自然，两国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增加。当然，“炮打金门”还有其他重要目的----比如拖住台湾等（很多文献对此都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啰嗦）。到1958年8月，中印发生局部冲突，1959年3月，西藏发生动乱，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受到印度的庇护。中国一系列独立行动招致苏联对中国的不满越来越大（当然，这种不满是针对主席的）。因此，1962年6月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注定了苏联要支持印度，而不是要支持中国。假想一下，如果在中印边境战争中，中方失败了，主席的权威是否要遭受大的打击，甚至由此下台，刘邓俱乐部的势力是否再次迅速膨胀？既然如此，主席为何要打？第一.主席强烈的民族自尊；第二.捍卫国家主权;第三.主席对战争胜负的结果已胸有成竹，我们知道，主席的一生中从不打无把握的仗，抗美援朝，那么简陋的武器都能打败国际联军，何况现在对付一个小印度；第四.借此可以打击国内刘邓俱乐部的气焰，增强民族自信心。

第五． 显然，苏联也不是傻瓜，眼看着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降住中国，要想降住中国，不但要削弱中国的军事力量，而且需与美国联手，与中国的“同志”联手。很自然，1959年6月，苏联中止了对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赫鲁晓夫在参加新中国国庆10周年前夕，去了一趟美国，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面，双方相谈甚欢，达成友好共存的共识。取得共识后，赫鲁晓夫9月28日直接从美国乘飞机来到中国。所谓友好共存，说白了，由双方共同统治世界（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也曾想邀主席来共同统治世界，被主席轻飘飘的“只改变了北京几个地方”给回绝了）。苏美之间的关系缓和无形中给主席增加了巨大政治压力。然而，主席并没有屈服。笔者脑海中再次浮现那个半人高的台子，主席和赫鲁晓夫各站一边，双方对视，确实在比试“内力”。

赫鲁晓夫这次来中国并不是来欣赏烟花的，而是在向他的中国“同志”暗示什么。他给中国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美国如何如何好，眉飞色舞描绘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农场等等。这分明在暗示他们已经和主席不是一条道的人，要制造分裂。这无疑给那些梦寐以求想走修正主义道路却被主席压着不让走的人，无异于久旱逢甘露，野心膨胀。到了第二年，苏联摊牌性的公开辱骂主席终于彻底消除了刘邓俱乐部的疑虑，而是借布加勒斯特会议，双方接上了线，中修和苏修终于走向结盟。

对于这一点，主席是心知肚明的，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退步让赫鲁晓夫装了一肚子气回去了。双方的政治隔阂进一步扩大

第二年，赫鲁晓夫并不满足暗地里指责批评，在康生到莫斯科开会时，公开性地 指责和攻击主席，一下子给中共扣了很多帽子。主席抬出列宁大批修正主义，直指赫鲁晓夫。使得赫鲁晓夫大发雷霆。在随后，双方你来我往，纷争不断。彭真带队签协议，邓小平带“棍子”捅赫鲁晓夫，刘少奇带队高唱中苏友好，“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伟大的苏联一直是良师益友”“从那时候起，我就为拥护苏联，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 力”

第六． 显然，主席对赫鲁晓夫拜寿的“花篮”友好是压根不相信的。他心知肚明这是要稳住他，而是主席将计就计，和送寿礼的苏联大使大谈二线（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很有意思），说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己打算再往下退，只当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当苏联大使说，代表团告诉苏联人们，他们还会回来的。主席轻描淡写地说：“看来他们要欠债了”。确实如此，刘少奇再也没有访问过苏联，“欠的债”没法还了。

第七．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判断，主席让陈毅参加完日内瓦会议后顺路到莫斯科打了一个转，和赫鲁晓夫喝了一杯红葡萄酒。结果不言自明，打一个赫鲁晓夫措手不及。这才有了恩来同志果断中断会议提前回国，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的大戏。“恩来提前回国，主席机场迎接”的照片后来还被印成了壁画，许多中国人家都曾贴过这张画。如果你欣赏画面上人的表情，很有意思。恩来配合主席的这场戏加上一直在进行的中苏论战从根本上打掉了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要拿老大哥来压主席的阴谋，苏联在中国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丧失了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的话语权。中国可以拿列宁打压赫鲁晓夫，但反过来则不行。自此后，中国已是一个完全不受外国干涉的国家，外面的朋友才开始敢向中国靠拢，为“新中国被他的兄弟们”抬进联合国铺平道路，而且，主席也由此切断了苏修和中修直接结盟的通道，剩下的只有相互遥控呼应。从主席的1957年7月莫斯科之行到1961年10月周恩来拂袖而归，再到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最终，中国只靠嘴皮子和笔杆子，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并顺带把赫鲁晓夫敢下了台，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主席让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控制，才使得中国在主席逝世后能够以一个平等的身份与苏联/俄罗斯交好。

上述简单回顾了主席与赫鲁晓夫的过招。中国显然赢了，但是同时主席不得不担下了两国的关系恶化所带来的一切负面影响，就是说主席在党员干部中，尤其是留苏派中的威望受到严峻挑战。与此同时，这些负面影响都成了刘少奇的“正能量”，他在党员干部，尤其是留苏派中的威望陡升。换言之，主席因为要让中国独立自主，要让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得不以个人的政治命运作赌注。主席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在5年后由他发动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中体现得更彻底 -- 准备“摔得粉碎”。因此，我们还能指责主席1958年有“个人崇拜”吗？如果没有个人崇拜，我们还会有曾经的美好吗？笔者将在后面作具体分析。

由于主席和“刘邓俱乐部”要走的路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文化还没有深入人心的时候，主席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做事，即使换了他们，还会有另一个“刘邓俱乐部”出现，笔者相信另一个可能会更坏。而且，主席坚信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改造好的，所以主席一直在给刘邓他们机会，在劝导说服他们。否则的话，七千人大会上，完全可以把刘少奇废掉，因为当时“刘邓”的表现就是要架空主席，而且，真的要追究责任，刘邓俱乐部确实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中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中国，“皇帝”要废掉“太子”岂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主席是佛，慈悲为怀，还是希望能把刘邓他们“渡”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