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四小节（续三）：

2013-4-13 23:32| 发布者: 清水| 查看: 501| 评论: 0

摘要: 第六招，釜底抽薪---大量出口粮食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三年自然灾害中头两年竟然创下了建国60来年净出口粮食（出口粮食量扣除进口粮食量）的第一名（1959年）和与1958年并列第二名的1960年，实在匪夷所思，因为1960年是中国大面积发生非正常死人的年份。以当时全国人口6.6亿为基准，1959年平均每人净出口粮食125斤，1960年平均每人净出口粮食80斤。那么谁有权决定粮食出口？主席当然有最高决定权，问题是只有主席有出口粮食权吗 ...

第六招，釜底抽薪---大量出口粮食

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三年自然灾害中头两年竟然创下了建国60来年净出口粮食（出口粮食量扣除进口粮食量）的第一名（1959年）和与1958年并列第二名的1960年，实在匪夷所思，因为1960年是中国大面积发生非正常死人的年份。以当时全国人口6.6亿为基准，1959年平均每人净出口粮食125斤，1960年平均每人净出口粮食80斤。那么谁有权决定粮食出口？主席当然有最高决定权，问题是只有主席有出口粮食权吗？如果事事都要请示主席，那么分一线二线有何意义？如无特殊情况，主席不可能过问具体出口几斤粮和进口极尽粮的问题。显然有权出口粮食的还有以刘邓俱乐部为首的第一线领导。

因此，只要我们梳理出主席何时知道国内饿死人，何时知道粮食不足，即可推理出1959年和1960年的大批粮食出口的责任是否与主席有关？

在纠正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等“五风”，主席松了口气，忙于中苏关系（中苏论战从1960年开始），暂时没有再下去调研，“庐山会议”的风云突变，刘邓俱乐部疯狂批发“右倾”的政治大帽子让中央和地方党员干部欺上瞒下的作风盛行，比较著名的是上面提到的“来自贵州的报告”，主席的信息渠道不畅通，甚至是阻塞，不能及时了解情况。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1960年1月13日，李先念向党中央、主席报告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有10%～20%缺粮。

1960年3月6日，主席还对贵州的报告《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极为欣赏，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然而，显然主席被刘邓俱乐部蒙蔽了，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1960年4月16日，李先念坐不住了，绕过中央书记处，直接写信给主席再次汇报粮食紧张情况。随后的某一天主席约见李先念，李先念汇报：““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火，运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 主席听后，感到吃惊，要李先念详细谈谈全国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对李先念提出的应急措施，毛泽东表示了大力支持。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不知为何，该调查报告直至24日才送到主席那里，显然这份报告给主席带来了巨大的震动。随即通知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开会。26日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当日，主席召开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主席请周恩来以十万火急的方式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自己亲自审阅修改。11月3日，紧急指示信下发全国，信中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11月15日，主席亲自起草的中央文件《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对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棗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正式下发。1960年底，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大力纠“正”，主席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确如此！刘邓俱乐部篡夺了部分地方领导权，对社会主义进行疯狂的报复，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时隔没多久，1961年1月14日 -- 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深入纠“左”，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3月19日，主席亲自制定《农业六十条》，1961年5月，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了供给制！1961年9月，颁布《工业七十条》。1961年共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钢产量指标由1800万吨在庐山会议（1961年8月23日-9月16日）一下下调到850万吨。

由此可见，主席真正相信粮食紧张是1960年4月16日之后，也即是李先念向主席亲口汇报之时，这也是为何没过多久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迅速出台了《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由于李先念受彭德怀的牵连，多次就自己右倾作检讨，而且当时的报纸电台是一片天下太平景象，其他党员干部反映的情况与李先念刚好相反，所以1月13日的报告并没有引起主席的注意，故而主席称李先念为“杞国人”。

主席知道饿死人的确切时间是1960年10月24日，也就是著名的“信阳事件”。因此，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中国由粮食出口国转为粮食进口国，1961年净进口粮食为平均每人134斤，1962年净进口粮食为平均每人118斤，1963年净进口粮食为平均每人135斤，1964年净进口粮食平均每人144斤。正负相加，中国老百姓实质平均每人每年多出200-300斤粮食。

我们来看看周恩来是何时知道死人情况，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应该不晚于1959年3月28日。3月28日，在周恩来收到许学富拍来的电报后，河南人委又将事件搪塞过去了，河南省委将盖子捂得更严实了。

当然同时期，其它省份也遭受到缺粮的严重情况，以刘邓俱乐部的大员曾希圣所在的安徽省，1959年2月-3月间，全县因缺粮，食堂停火，浮肿遍地。

作为与周恩来同处第一线的领导，刘少奇地位还比周恩来高，刘少奇不可能不知道许学富的电报。

刘邓俱乐部大佬彭真，在1959年底，贵州正在大批饿死人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邓小平亲自到四川调粮，已经意识到四川要死人：“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从上述所查到的信息来看，可以肯定，刘邓俱乐部知道饿死人的情况最晚应该是1959年底！

身为一线领导，刘邓俱乐部从1959年底到1960年4月下旬，至少半年时间瞒住主席全国粮食紧张现状（幸亏李先念的揭盖子）；从1959年底到1960年10月24日，整整一年的时间瞒住主席饿死人的情况，这盖子捂得够严的。而恰恰在此期间，粮食却被大量出口！平均每人出口125斤粮食，这足够老百姓吃上半年！！刘邓的动机何在？他们的共产党员修养何在？这摆明了要杀人！要将主席绑上祭坛！！有人搪塞说出口粮食是为了给苏联还债，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这无法解释在“信阳事件”被主席揭盖子后，中国一下从粮食出口国（平均每人出口80斤粮食）变为粮食进口国（平均每人进口134斤），而且在随后的连续几年内，都是大量进口粮食。在信阳事件暴露后，刘邓俱乐部又想杀人灭口，枪毙路贤亮，将风扇大。尽管主席识破刘邓俱乐部的阴谋，但这并不意味着主席退让，文化大革命时期信阳事件的始作俑者吴芝圃和路贤亮终于得到了河南人民信阳人民应有的惩罚。

第七招，捂盖子，严禁外逃，让人死得更多

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死了多少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数据，笔者不准备在这里探讨。但是几乎所有人在三点上是一致的，其一，确实死了人；其二，1960年死的人最多；其三，四川、河南、安徽和贵州死人最多。当时四川省的一把手是李井泉，河南省一把手吴芝圃，安徽省一把手是曾希圣，贵州省一把手是周林。文革和改革开放犹如正反两面照妖镜，让他们恢复了本来面目，四人都是刘邓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以反右为例，当年邓主抓反右，李井泉一下在小小四川抓出5万多名右派，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而曾希圣在更小的安徽省抓出3万多名右派。邓上台后，一个当上了中顾委委员，两个文革时期死亡，后被邓小平高调平反。为何在他们领导的省份死人是最多的？

笔者对三年自然灾害各省死人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凡是刘邓俱乐部的地方势力省份，死人是最多的。

死人多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捂盖子和设“劝阻站”。以安徽亳县为例，

捂盖子：在刘邓主导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凡是反映过农村粮荒、饥饿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 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扣上“右倾”的帽子，给予无情打击。

严禁饥民外逃：为了不让饥民外出讨饭。以安徽亳县为例, 县、公社、大队遍设有“劝阻站”，阻止饥民外出逃荒。劝阻站星罗棋布，村头、路口、车站、码头，都有劝阻站的人站岗放哨，此外还有流动岗哨。劝阻人员对过往行人和企图外出农民盘查、搜身、扣留、打骂、捆绑、关押。过往行人带有食物一律没收，连青菜也属查禁之列。

从各种披露的文献来看，地方和中央领导对主席捂盖子至少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结果导致主席到1960年4月前对国内形势还很乐观，5月至10月还是胸中有数，直至信阳事件暴露，主席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日夜操劳进行抗灾，大量进口粮食救灾。

第八招，消息封锁---新闻报纸电台

刘邓俱乐部控制着宣传口和挥舞着“右倾”的大棒子，制造天下太平的虚假景象，在主席和农民之间立起来一道道屏障。如此封锁，结果使得主席在1960年4月下旬约见李先念时，问李先念：“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

第九招，恶性调运粮食

刘邓俱乐部打着“政治压倒一切”的旗号，说什么“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对各省份，尤其对刘邓俱乐部势力范围省份，进行恶性调运粮食，使得本已缺粮的省份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本不缺粮的四川省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李井泉也因此在文革中遭到应有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