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五小节（续一）： 笔杆子夺权---七千人大会

既然刘邓俱乐部开“七千人大会”的动机不纯，那么他们发生的会前一系列不正常动作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会议主题的变迁

11月12日晚，主席对邓小平指示将这次会议定调为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可是第二天，11月13日，邓小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会议决定时，却把会议的基调变为反对分散主义。邓小平强调说：集中统一问题，我们党从来没有这样分散，不讲真话，这两年搞成这样子，各人搞各人的小天地，目光如豆，要把这种空气转过 来。当然邓小平并没有把反对分散主义说得那么露骨，而是梳妆打扮了一番，即所谓的“鼓足干劲，统一思想”。用“统一思想”替代了主席的“总结经验”，又将主席的落脚点巧妙地由“鼓足干劲”转换到“统一思想”，即鼓足干劲是假，统一思想（反分散主义）是真。如果按这个基调进行下去，结果毫无疑问与主席的设想是南辕北辙，不但不能鼓足干劲，反而会让地方泄气，下面会因为上面统得过死而失去活气。而且，邓所反的所谓“分散主义”，其实是主席这几年所倡导的向地方放权。由此也可以看出，邓想开会，但要开的会并不是主席想要开的会。邓要开的会是专门针对主席的，准备反主席的。这一点，与赵紫阳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写给主席的所谓“举报信”如出一辙，骗取主席的尚方宝剑。

二．十天的会期

很难想象，一个七千多人参与的会议，一个要做通思想工作的会议，却只安排了十天的会期，而且在这十天内，中央、大区的同志都要讲话，大会套小会。笔者没有统计过中央和大区的同志总共多少人，估计应该不少。笔者查看七千人大会，主席、刘、林、周、邓的讲话均在两个小时以上。如此一算，除了连轴转，还是连轴转，与会者只是带了两只耳朵，并没有带上嘴去开会。与其说是做通工作，还不如说去听指示、训示。难道邓是傻子？连这么常识的错误都意识不到。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邓一点都不傻。既然不傻，那么只有一种解释，邓之所以这样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中央文件的清理

在13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还安排陈伯达把从1958年夏北戴河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清理一下。很显然，这是要究责，是冲主席的。后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要对中央的文件进行清理，将“大跃进”期间不合时宜的口号统统取消”也印证了这一推测。作为当事人，陈伯达当然也很聪明，最后整理出两个本本，其中一个关于主席在这一阶段的语录，后拟名为《毛泽东同 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影印了8000份；另一个不详，估计是这一阶段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汇集。显然，邓小平想让主席背黑锅的阴谋没有得逞，所以后面这个本本也就不了了知，没有下发。

四．刘少奇去广东从化疗养1个月零3天 

距离开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11月16日，也就是通知下发当日，刘少奇乘火车到广东从化疗养1个月，于12月19日回到北京，有点“练武闭关”的味道。笔者无从得知，是否当时中央一线领导动辄就疗养一个月。笔者也从未听说主席是否有过类似的疗养，笔者只知主席曾经为了编撰《毛泽东选集》到杭州呆过一段时间。但是刘少奇这次并不是为了编撰《刘少奇选集》，事实上当《刘少奇选集》的编撰小组赶到从化的时候，刘少奇已经回到北京，编撰小组扑了个空。在距离会议不到两个月时间，在正式通知刚一下发立即离开北京去从化疗养，而且一去就是一个来月。显然，刘少奇对即将到来的七千人大会非常重视，他要做好充分准备，做足功课，他到底在准备什么呢？笔者仅能从后面出炉的报告猜测出一二，这是后话。然而此时比刘少奇大5岁的主席在干什么？从11月底开始，主席则是抓紧空隙时间下地方各处调研，到处不辞劳苦奔波，以便掌握第一手地方信息，确保日后制定政策切合实际。12月18日，回到北京准备参加12月20日的中央小型会议。

       五．刘少奇对报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

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要为大会准备一个报告（注：当时大会还没有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仅是中央工作会议），指定由陈伯达牵头、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参与。报告框架为四部分 ：（一）形势和任务；（二）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三）改进党风；（四）基本经验教训。写作组花了一个半月，于12月21日完成了第一稿。从文献中看，第四部分后来可能被取消了，而这一部分是由胡绳负责。以笔者的观点来看，第四部分主体似与（一）和（二）相叠，故无必要。并且会议部分分得过多，易失去目标，不利于刘邓的攻击。笔者很奇怪，11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改为“七千人大会”（注：邓是11月12日向主席提出该建议的），所以在当时仅是一个很普通的会议，为何要同时拉上四个中共最大的秀才来同时写这份报告，而且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在七月上旬就着手这方面的文献准备？这让笔者不得不怀疑邓小平11月12日的所谓建议看来是有备而去的。那么为何不等到11月12日之后才宣布邀请四大秀才写报告呢？中国有个成语叫“木已成舟”，还有个俗语“生米煮成熟饭”。班子都搭建好了，根据刘少奇的定调，正日以夜继地敢写报告，总不至于说解散或变更主题吧。如此一来，报告的主题结果因为刘邓故意为之的“张三李戴”顺利改变了会议的轨道。

报告的第一稿完成刚好是刘少奇回京开完中央小型会议后的第二天，还算准时。显然，回京后的刘少奇对报告很不满意，12月22日，他看完第一稿后，给报告尺度重新规定：“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从后来的出炉报告来看，“两点规定“实为”一点规定”，即“缺点讲透”。刘还特意嘱咐：“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讲过头了没有关系”。如此定调，可想而知，第一稿基本被枪毙了，得从头来。由此看来，刘少奇把报告当作了一把匕首，一把刺向主席的匕首。他要把这把匕首锻造成削铁如泥的天下第一锐器，而且要把这柄匕首尽量隐藏起来。

        下面笔者拉出一道清单可以看出刘少奇为这份报告是多么呕心沥血：

         1961年12月22日，要求报告全部重改；

              12月31日，重改的报告第一部分送给了刘少奇

         1961年01月01日，胡绳加盟文件起草工作

              01月02日，刘少奇、邓小平来到钓鱼台谈对报告的修改意见

               01月06日，邓小平、刘少奇前后到钓鱼台审稿

              01月07日，邓小平、刘少奇前后到钓鱼台审稿

              01月08日，邓小平、刘少奇前后到钓鱼台审稿，刘还将稿子带回家琢磨      

              01月09日，刘少奇到钓鱼台审稿，稿子一直到深夜才改完

在长达近两个月，尤其是最后半个月的时间内，四个中共的大秀才竟被一份几十页的报告折腾得死去活来，实在鄙夷所思。唯一的解释是，这份报告中藏头藏尾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就好比孔庆东的藏头藏尾诗。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份报告理解为布满陷阱的报告。怪不得即使身为文学大家的主席，在看了一遍后，感觉有些不对，但又一时说不上来。非要过了三四个小时才恍然大悟。

从报告的三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为第二部分服务，第三部分所谓改进党风，当时表现为纠正“五风”，但这部分的工作和决议已经在七千人大会前就已得到彻底解决，即主席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正式文件《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对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棗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所以这部分只属于一个背书，不是报告的核心。因此，整个报告的核心问题是第二部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有研究论文称，“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前所述，主席开会的初衷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显而易见，刘邓的会议主题和主席的会议主题相差十万八千里，应该是两个会议，为何是放在一个会议“七千人大会”？这是因为刘邓俱乐部采用了移花接木的阴谋。我们知道，七千人会议的前身是中央工作会议，所以会议的主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与中央工作会议的性质是一致的，无可厚非；而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主席感觉中央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1961年11月10日）会上“沉闷”，按邓小平的说法是要“做通地方干部工作”，所以主席接受邓小平提出开地级以上干部的会议后，提出会议主题为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刘邓抓住时间节点，巧妙地将七千人大会这朵“花”接在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根“木”上，因而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也就摇身一变成为七千人大会的报告，然而报告的内核却没有变。

从1961年7月上旬，邓力群开始为中央工作会议准备文件，到11月5日，刘少奇要求成立一个强大的报告写作班子，再到11月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再到11月12日，邓小平向主席建议开会，再到11月13日，邓小平宣布会议时间，杨尚昆立即着手起草会议通知，再到在通知里临时加入厂矿领导名单，最后到11月15日，会议通知正式下发。刘邓俱乐部谋划周详，一气呵成，顺利将中央工作会议摇身一变为七千人大会，而七千人大会的主题却没有因为参加的代表不同、规模不同而改变，还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 --“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显而易见，刘邓的这一谋划包藏祸心。所谓“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其实是反“分散主义”。所谓分散主义的含有三层意思，外面（明处）一层是地方更多自主权，这是主席提倡的；中间（暗处）一层是主席有更多的地方话语权；最内核一层是责任问题。刘邓俱乐部通过反“分散主义”进而明处反对主席提倡的向地方政府下放一定的权利，暗处表现为限制甚至隔断主席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最深层则表现为究责，追究主席的责任，从而对主席进行实质性的架空（在文革前夕的《二月提纲》也表现为类似的政治阴谋）。这里面含有两条逻辑线，一是要反“分散主义”，就需把“缺点讲透”，把损害讲“足”讲“满”，正如主席所说的“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所谓“透、足、满”，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反面，即由极左面跳到极右面，把成绩说得一无是处，把现实描绘得“一团漆黑”。最显著的是把死亡人数过分夸大，杜撰人吃人并进行过分渲染，把“人祸”过分夸大等等；二是把问题、缺点、错误和损失讲“透、足、满”之后，就不可能仅是反对“分散主义”那么简单了，而是直指路线错误，“三面红旗”错误，进而否定三面红旗，最终否定主席；把三年自然灾害中所有的问题、缺点、错误和损失都归到主席的头上，直指主席是一切一切的“罪魁祸首”，从而达到根本上架空主席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怪不得刘少奇要鼓动秀才们的“大逆不道”。显然，这与刘少奇一个月从化疗养的参禅悟道密不可分。

刘少奇在将这把匕首打磨的锋利无比的时候，还把它小心翼翼“藏”了起来，直到1月9日23时，才将稿子送给主席批阅，而这时距会议开幕式仅剩下一天半的时间（笔者注：刘少奇的报告相当于现在的政府在报告，是安排在会议第一天讲的）。而且，作为一个在七千多人的大会上作的政府报告，不经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确实鄙夷所思。由此看来，报告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给足够的时间让主席细看从而让主席着道 -- 稀里糊涂地躺着中枪，这样的事例在这之前发生过不少。有人说，报告直到1月9日才完成，所以晚了。笔者还不如说，刘少奇在故意拖延时间。在一个七千多人参加的会议，对待一个报告如此不严肃，难道不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