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五小节（续二）： 笔杆子夺权---七千人大会

对于刘邓俱乐部的离经叛道，主席所采取的方法也必然是要“离经叛道”。

主席于10月10日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能后主席批示：“此 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 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 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从这段批示中可以看出，一是主席召开会议的本意确实是讨论农村农业问题主席，刘邓故意把会议扩大化；二是对这种办事方式不满意；三是主席当时产生了警觉，故而安排周恩来谈苏共二十二大问题，打掉与会代表对苏联的迷信，其意在于会上逼迫刘邓俱乐部放弃借苏联来打压三面红旗和主席的这步棋（注：当时中苏关系处在最低点，但当时大部分干部，尤其是中级干部不明就里，在他们心里，苏联还是老大哥。因此，安排周恩来先来揭中苏关系的盖子，破除苏联迷信很有必要）。果然，后来的七千人会议只谈了国内问题，故而周恩来的“反对苏修的会议动机说”只不过是借力打力，防范于未然。

过了不久，主席又突然改变主意，把邓小平、陈 伯达、田家英等召来他的住处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 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主席还特别招待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这样，刘少奇会议开始第一天（1月11日）作报告的计划落空。主席这招实在高明，对待敌人的阴谋诡计，不是也跟着搞阴谋诡计。最实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它暴露在阳光下。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主席连出两招，顷刻间把刘邓俱乐部的暗箭化为乌有。会议大船的舵手换成了主席，会议的主题也逐渐过渡到“民主地总结经验，鼓足干劲”上去。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刘邓俱乐部代表的是“反分散主义”，地方代表的是要“分散主义”。在当时的一“反”就给人戴帽子，一“斗争”就找集团的政治氛围中，那么地方的“分散主义”和中央的“反分散主义”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篇以反“分散主义”为主题的报告送到与会代表手中，进行学习讨论三天。在此期间，毫无疑问，地方必然要议论纷纷。

紧接着，主席打出第三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35人到各组收集意见。1月12日，如主席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果然议论纷纷”。

根据反馈上来的意见，1月13日（原计划报告讨论的最后一天）上午，主席打出第四招：“延长报告讨论的时间，以小组讨论为主，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对于主席的第四招，刘邓随即打出一个反制招（第一招）：重新调整会议日程。一是将会议日程用决议方式的文字形式固定下来；二是，也是最重要的，在会议上刘少奇不念报告稿，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这一会议安排决定主席未参与，只是形成文字后，送给主席一阅。

主席“延长报告讨论时间”的子弹在飞了不一会后，命中目标 -- 1月15日，杨尚昆从各组简报中发现“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质上否定了大会原定的主题。由于这些不同意见是报告讨论得来的，是以简报的形式公开的，所以如果刘少奇还要一意孤行地发挥原报告，刘邓打出的报告“匕首”，插中的不是主席的胸膛，而是金刚石。在此情况下，1月16日上午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下午杨尚昆向刘少奇汇报，然后，刘少奇带着杨尚昆一起到邓小平家（可能是晚上）密谋商量，最后，刘邓俱乐部打出第二招“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决定会议如何开 法”。派谁去反映呢？决定由杨尚昆将刘邓二人意见告诉田家英（当时主席的秘书），请田向主席转报。笔者感到奇怪，既然，刘可以带着杨去邓小平家里“做客”，刘邓为何不直接找主席报告？唯一的解释是说明刘邓内心有点虚，想掩盖什么，担心会议期间任何与主席的单独直接接触都有可能被敏锐的主席看出破绽。

显然刘邓的第二招有点阴，一是把球踢给主席，探探主席的反应；二是如果主席批示会议照常进行，那么在主席这张大伞下，刘少奇可以尽情发挥；三是如果主席擅自更改会议行程，一则落人一个独断专横的口实，如前所述，在此前，主席已经两次更改了七千人大会的行程，二则让中央同志认为主席不同意反“分散主义”，从而导致主席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分裂。

对于刘邓的第二招，主席的应对的招数也是慎重的。第五招，主席既没有拖拉不答复，也没有摆出老大的架子把会议筹备小组叫到他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来训话，更没有主席撒 “皇帝的专权”，随即做批示，而是，接到田家英汇报的当天晚上，1月16日晚，主席亲自走出中南海来到钓鱼台，召集会议筹备组开会讨论。

在会上，主席打出第六招：“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 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 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主席的第六招轻轻把刘少奇两个来月和闭关一个月精心打造的“匕首”化为无形  ---  重写报告，四两拨千斤把会议主题慢慢拉回到他原先定调的会议主题前半部（总结经验）上。

在1月16晚的会上决定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从1月17日起，由刘少奇牵头的21名委员们就开始忙于新报告的起草。整个报告花了一周的时间，直到1月24日才完成，1月25日拿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

刘少奇借掌握报告起草的领导权，打出第三招：引导报告起草的讨论。他将报告起草的讨论分为5点：1，报告是否重写；2，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3，制定的指标是低了还是高了；4. 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5.“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分析上面五个发面，不难看出，第1点是刘少奇对其原报告的捍卫；第2、4和5点则是剑指主席，尤其是第4点直指主席；第3点属中庸。对于第一点，不出意外，刘少奇捍卫成功，报告不重写，只是在原先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在第2、4和5点，也不出意外，起草委员会分为两派，两派交锋激烈，尤其是第4点上，两派观点完全对立。由于第2、4和5点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是大非，双方交锋激烈说明中央高层发生分裂。在一个团结的局面下，注定最后出炉的报告只能含有某种程度的妥协。比如原报告中，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和与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混在一起，所讲的缺点错误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新报告则是集中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12条，缺点错误4条，增加基本经验教训16条；在反“分散主义”问题上，原报告中给人扣帽子的地方较多：比如“分散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闹分散主义的人，……使自己成了目光短浅，市侩习气的政治庸人”，在新报告中这些均被略去，但保留了旧报告中的“分散主义”的提法；此外，新报告中将旧报告中“关于集中统一”的帽子换成“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在责任和错误方面，新报告中添加了“    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从前面的分析，这段概括并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真知灼见；在“三面红旗”方面，将旧报告中的“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改为“完全正确的”。将旧报告和新报告比较来看，其一.刘邓亲抓的旧报告究责和打棒子的意味比较浓；其二. 刘邓俱乐部可能对社会主义信念是动摇的，或者可能压根不想走社会主义社会道路，故意制造破坏，仅是碍于主席而进行适当的遮掩而已，后来的历史说明，刘邓俱乐部是第二种可能；其三. 旧报告是攻击主席的而新报告是捍卫主席的。

在报告起草会议讨论会上，刘邓俱乐部使出第四招：直捣黄龙，由刘邓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彭真首先发难，要追究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的责任，虽然他说得冠冕堂皇，诸如：“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笔者感到奇怪，为何彭真在“歌颂”毛主席的同时，为何不“歌颂”刘少奇和他自己？刘少奇当时主管着中央一线的工作（注：主席已退居二线），是主席接班人的不二人选。比如他可以“歌颂”说刘主席的威信不是泰山，也是庐山，拿走几斤土，还是那么高……。笔者翻遍现有公布的文献，没有找到这段时间内彭真的自我批评（注：必须是对自己的批评而不是对自己所在集体的批评）。如果我们再分析彭真当时对其他人追究责任的谈话：“省市委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 有好处，得不到教训。”显然，彭真在给省市委领导推卸责任。这“一追（追究主席）一推（替省市领导推卸责任）”恰恰说明刘邓俱乐部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人将彭真对主席责难的行为无限拔高，对此，笔者感到好笑和恶心。任何孤立地、片面地，不讲前因后果，不带阶级性的评价一件事，所得到的结论注定是错误的。

紧接着另一核心成员邓小平赶忙声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 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一个动辄就6、7年不找主席的人，一个刚刚发生重大变故（1月16日）却拒绝直接去找主席的人，这时却搬出“我们到主席那儿去”，岂不滑稽。显然是一面之词，或者即便有，也是断章取义，胡编乱造，有如右派称主席曾“感谢日本”的无稽之谈。对于刘邓向主席的蓄意攻击，与会的委员深不以为然。周恩来同志诚恳地说：“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 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 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 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 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 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陈伯达愤然道：“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 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 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言词十分中肯，有理有据。

看到势头不对，刘少奇赶忙收手，仓促中止这一讨论。

新修改的报告于1月26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正式通过。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内容也在同一天内，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决定1962年1月27日下午4时开始。1月27日，鉴于会议原先决定“在会议上刘少奇不念报告稿，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主席打出第7招（注：该招是否算做招式，笔者不能肯定），将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时间提前两个小时，改为下午2点开始，可能考虑到给刘少奇充足的时间让他“发挥”。

就在离会议开幕不到2个小时（或者不到1个小时），刘邓俱乐部使出第五招: 突然袭击。刘少奇把写好的讲话提纲交给主席看，主席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常委看。时间等不及，根本没有时间讨论。主席没有提意见，只能走着看，并使出第7招：亲自主持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