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五小节（续四）

1962年1月29日，也就是刘少奇作完报告的第三天，林彪精神抖擞地登上擂台。他在大会上谈了两个方面（见附件），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以军事经验论证党的经验，以主席军事正确论证主席关于党的工作正确，以主席过去的正确进而论证扩展到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决策的正确。而且，林彪的整个讲话是紧紧围绕着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支持“三面红旗”和肆意嘲弄主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整个谈话可谓是热情洋溢、流畅通彻、深入浅出、入情入理、一气呵成，可谓是上上佳作。整个讲话让人产生“鼓重锤，气重鼓”，信心满怀的感觉。林彪的报告让主席拍案惊奇，连连称好，整个会议积极向上的气场被调动起来了，预示着会议将取得圆满成功。也怪不得与会代表惊叹：“听林彪的讲话，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课，特别是对林彪所讲的3年“大跃进”的得失问题，付学费问题和坚决跟毛主席走的问题，大家认为讲得十分深刻透彻，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有人称林彪的口头报告是一篇极佳诡辩文章。这是一个看似褒奖，实则极尽贬低之能事的评价。不知他的评价依据从何而来。判断事物好坏的最佳方法是要有参照物。七千人大会上，作为摆擂的刘少奇出了一篇口头报告，作为打擂的林彪也出了一篇报告，所以它们互为参照。

1.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中通篇只见“毛泽东同志”，不见“毛主席”；林彪的则是通篇只见“毛主席”，不见“毛泽东同志”；

2.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发明者，刘少奇在报告中通篇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或者“毛泽东的思想”；而林彪在报告中则有6次提到“毛主席的思想”；

3.  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时，刘少奇对这段时期党的工作核心“三面红旗”则是一语带过，语焉不详。在“关于国内形势问题”部分，整个部分字数为8395个，而关于“三面红旗”的论述却只有97个字，只占整个部分不到八十六分之一，占整个报告的一百六十七分之一。说明刘少奇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三面红旗”。特别一提的是，刘少奇在其他部分的字里行间中却塞满了否定“大跃进”，否定“三面红旗”。

然而，林彪报告中则将“三面红旗”展开来进行具体论述，总字数为818个，占整个报告（不含军事部分， 5642字）的七分之一强；并且，林彪的报告是旗帜鲜明地拥护“三面红旗”；

4.  在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刘少奇却只谈教训（缺点错误造成的），不谈经验（成功的实践获得的），按此片面方法进行的经验教训总结，“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只能是“一团漆黑”，毫无光明可言，显然这违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哲学真理。对缺点错误的总结，则只谈“训”，不谈“教”，剑锋直指“训”主席，同样违背“一分为二”的哲学真理，也同样违背了“教训”中“教”字当先，以“教”为先，以“训”为辅。总之，刘少奇报告中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唯心的，唯“自己心愿”是瞻，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对他本人和他的俱乐部有利，对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却十分有害。因此，毫无奇怪，纵观整篇刘少奇的报告，论述党的错误缺点字数达4864个之多，而关于他自己本人的缺点错误却未见一字。作为主持党中央一线工作的第一领导，作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一大堆”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面前，他自己却表现得如此超然，实在令人不齿。相同的情况表现在刘邓俱乐部的另两个最核心的成员：邓小平和彭真。从新中国成立到1964年，笔者从未见过他们的任何自我检讨。而作为同处第一线的领导，周恩来却有整段整段的自我检讨。另外，陈云、李先念等一线领导也曾在不同时期做过检讨。

同样是总结经验教训，林彪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仅谈经验，比如“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 应当大跃进的。”, “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 的”, “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又谈教训：“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 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 会要小得多”。对缺点和错误的总结，林彪是既谈“教”，又谈“训”，重“教”轻“训”，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教”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 的。”， “我们全党来了个大学习。这个学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是讲堂上、课本上学不到的”；“训”方面：“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 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全党整个的情况。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 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重“教”轻“训”：关于教训方面的论述共1325字，其中“训”占311字，而“教”占1014字。

5.  在总结困难的原因时，刘少奇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作结论，从他的整个口头报告来看，刘少奇自己对这个结论是保留的，他本人是不赞成这个结论的，他本人的观点是“基本人祸”。我们来看他的口头报告“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象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显然，刘少奇对气象事实置若罔闻。三年连续自然灾害平均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为57280万公顷和22513万公顷，是新中国以来灾害最重的年份，而且是连续的。许多有识之士站在历史的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和粮食产量进行了比照，得出的结论是三年自然灾害是粮食减产的决定因素。

同样是总结困难的原因，林彪则是唯物的：“这 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 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种工作上的错误，表现在指标的确定，各个方面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对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既强调了自然灾害是给国家带来困难的主要因素（这与后来的历史分析是一致的），也没有回避党的工作失误加重了国家困难。

6.  关于“口号”，我们知道，大跃进的有些口号是极其错误的，通过刘邓控制的宣传口发散，害人不浅。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然而，刘少奇在报告中，却将它与缺点错误区别开来。只将它归于问题。所谓问题，即是指还没有结论，还可争论，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显然，这是替制造“口号”的人开脱，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始作俑者谭震林，刘希瑞（刘少奇的特派员）；为宣传“口号”的人开脱，比如指示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开闸放水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而这些人都是刘邓俱乐部的成员。在林彪的报告中，没有谈及“口号”这个事情，显然林彪把不正确的口号统归为缺点和错误。

前面已分析过，刘邓对宣传口的控制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罪魁祸首之一。“口号”是主要祸害之一，刘少奇将“口号”轻轻放下，无非是要对大跃进以来他们在宣传方面的错误/犯罪开脱。刘少奇一方面把“口号”当成问题处理，另一方面又把“口号”的责任往下推至各省委：“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只字不提他们掌控的宣传部。怪不得主席不满，插了一句：“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

7.  关于“干劲”，在刘少奇的报告中，共用了38个“干劲”，在不到1000字的段落里，“干劲”两字出现频率竟然多达35次之多。为何刘少奇不厌其烦地拿“干劲”大作文章，显然，一方面，这是针对大跃进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目标是否定大跃进，因为要“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言外之意，大跃进期间，他们是执行总路线），所以他们要制定“高指标”，既然现在（七千人大会时间）看来，高指标是错误的，所以大跃进也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为他们制定的“高指标”错误推卸责任，比如钢产量，粮食产量等，同上理。

在有35个“干劲”不到1000字的段落里，刘少奇把代表们引进“干劲”迷宫，结果听众被转得晕头晕脑，还真的误认为“干劲”二字有问题。刘少奇用机械的、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概念解释“干劲”二字，如果不是说明他粗俗，就是说明他的阴险狡诈。

其实在总路线已经很好地诠释了“干劲”：即“干劲”是精神力量，“力争上游”是精神面貌，是“干劲”的外在体现，多快好省是“干劲”发挥的路径方法，社会主义建设是“干劲”的目标，保证了干劲的正确方向。刘邓俱乐部在“大跃进”期间，有意识地用了“多”和“快”，却故意忽视“好”和“省”。失去了“好”和“省”的牵制，那么“多”和“快”自然会要表现为“极左”。把因他们不要“好”、“省”而带来的错误和挫折的板子打在“干劲”身上，岂不滑稽。

对于刘少奇的表演，林彪洞若观火，因此他在他的报告中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 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 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林彪的5个“干劲”轻松击破了刘少奇的35个“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