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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文革:第五小节(续六)

2013-4-17 00:49| 发布者: 清水| 查看: 419| 评论: 0

摘要: “出气会”---刘邓俱乐部地方势力的大溃败 一周的“出气会”给刘邓俱乐部势力,尤其是地方势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导致了整个大溃败。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发明者谭震林被迫检讨:“过去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任的”,“‘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人将谭震林的错误定性为路线性的错误,确实如此,谭震林作为刘邓俱乐部的大将忠实地在执行刘邓 ...

“出气会”---刘邓俱乐部地方势力的大溃败

一周的“出气会”给刘邓俱乐部势力,尤其是地方势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导致了整个大溃败。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发明者谭震林被迫检讨:“过去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任的”,“‘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人将谭震林的错误定性为路线性的错误,确实如此,谭震林作为刘邓俱乐部的大将忠实地在执行刘邓的路线,阴谋推翻主席,推翻社会主义。在文革初期,谭震林对陈伯达、江青进行肆意的声讨,更一次证明他是刘邓的铁杆追随。

曾希圣,作为刘邓俱乐部的地方诸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的路线,是“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忠实开拓者、践行者和保护者。在“大跃进”中,他紧跟刘邓的步伐,坚决执行刘邓的阴谋,大搞独立王国,终于导致安徽成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影响极坏。导致刘少奇亲自多次到安徽代表团去擦屁股,捂/揭盖子,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其他省代表已回去,而独独安徽代表团留京继续开会。无可奈何,曾希圣被免职。

李井泉,刘邓的忠实追随者,是四川成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省份的罪魁祸首。在“大跃进”过程中,禁止传达和贯彻主席的六条指示等,对中央要求的社会主义教育擅自改为“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等。四川上下对之怨声载道,李井泉被迫作一次又一次的检讨,最后,邓小平不得不出面将李井泉保了下来。

吴芝圃,“浮夸风”的开路先锋,是河南成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省份之一的罪魁祸首,是“信阳事件”的直接制造者之一,另一位是他的下属,当时信阳地委书记路贤亮。吴芝圃在检讨中说:“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还说:“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之所以在“大跃进”中胆大妄为,大话连篇,在检讨中敢说狠话,与来自于刘邓俱乐部强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种种迹象表明吴芝圃是刘邓俱乐部用作扳倒主席的关键棋子。19624月,吴芝圃被免去河南省一切职务,调任中南局文教书记。

刘邓俱乐部的第六招,为前所述的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刘邓俱乐部使出第七招:夸大死亡人数和死亡惨剧。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不断追问安徽省饿死了多少人,结果报上去的人数由40万一路往上攀升到400万,再到500万,占安徽总人数(3446万)的 14.5%,每10人要死1.5人。河南省抵制中央将上报夸大的死亡人数进行进一步核实,吴芝圃要“惨绝人寰”要“引颈受戮”。刘少奇为何要屡次三番追问死亡人数,正如他自己所讲:“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何凡属刘邓地方势力的省份,死亡人数/死亡比例总是最高的,因为他们需要用“死人”,需要用“惨绝人寰”来陷害主席,不仅要陷害十年、八年而且还要五十年,甚至更长。事实上,右派一直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他们的祖宗刘少奇留下的遗旨!

七千人大会不仅做通了参会代表的思想工作,而且通过“出气会”让绝大部分代表心情愉快,建设社会主义干劲又被鼓起来了,为后来国家经济快速恢复,尤其是农业快速恢复,铺平了道路。说到这里,笔者插几句题外话,陈云是当时国内公认的最会搞经济的人。对于何时才能将经济从三年困难时期中恢复过来?主席曾与陈云近距离扳了一次手腕,陈云认为农业经济需要5-8年(如果“三自一包”则为5年,否则,为8年)才能恢复,主席认为比这要快,结果坚持人民公社的集体农业经济彻底扭转只花了1年多的时间,完全恢复只花了3年多的时间。所以主席赢了!后来主席不无“得意”地说“我才不上他们的当”!

七千人大会让刘邓俱乐部妄图通过反对“分散主义”来架空主席的阴谋落空,七千人大会最终完全按照主席开会的初衷“总结经验,鼓足干劲”顺利进行,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做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新被激发起来了,为后来的国家经济迅速恢复铺平了道路。以主席为首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势力在七千人大会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七千人大会为主席准备了文革的人事人选:林彪、周恩来和陈伯达,还为主席确定了首要的文革专政目标刘邓俱乐部。在结合“反右”的成功经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前提下,为文革迅速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千人大会的当年,主席在经济快速恢复的同时,迅速清理了大跃进以来的积弊案,迅速制止了单干风。19621117日,主席果断停止了两弹项目“继续上马”还是“下马”之争,明确表态支持两弹项目。因三年困难而稍微偏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国家建设在1962年又重新回到了社会主义轨道上来了,“三面红旗”再次昂首挺胸,高高飘扬在中国的大地上,这一飘又继续飘了14年,它所奠定的巨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使中国在1972年成为世界的第三极。

七千人大会的失败并没有使刘邓俱乐部终止他们的野心,而是更加加紧了他们的夺权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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