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减少而是要更加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使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说，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互相促退的。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如果统一得不好，是会互相促退的。有些地方计划就冲击国家计划，对国家计划起促退的作用；有的时候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对地方计划也起促退的作用。必须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成为统一的国家计划，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更不允许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置于国家计划之上。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都必须如实地报告自己的产品的品种、数量和库存的物资，决不允许作假报告。
这应该作为一条法律。这几年，在这一点上，法律废弛。
今后，一切有关的党员必须用党性和党籍来保证不作假报告，此外还要有严禁和处分作假报告的法律。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生产了多少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有多少库存物资，是什么样的物资，都要如实报告，不许少报，也不许多报。
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的一切同志，必须一心一德，通力合作，把国家计划制订好，也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制订好。大家要一条心，而不是两条心或者半条心；要一心一意，而不是三心二意。现在，有些同志就是有点三心二意，有点两条心、半条心。因此，全国一盘棋就搞不起来，各人搞各人的一盘棋去了。当然，这几年中央的一盘棋也摆得不好，指标过高，只给任务，不给或者少给材料，这些都是不对的。今后，中央改正错误。如果中央以后还发生这种错误，你们可以反对，可以批评。但是，大家必须一心一德，必须如实地报告数字，必须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大家一致遵守的统一的国家计划，也才能制定出在国家计划之内的切实可行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地方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以后，中央可以照顾地方。但是，不容许在国家计划以外，在自己的荷包里再装一个计划。不容许在执行计划的时候，首先执行自己的计划，不管国家计划，不完成国家计划。应该承认，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企业，这几年是有这样一些错误做法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错误，也必须改正。中央的错误，中央要改正。地方的错误、部门的错误、企业的错误，也都要改正。只有大家一心一德， 共同努力，首先制定好计划，然后执行好计划，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
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任何一个干部都是一个考验。就是说，他究竟是在真正地、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呢，还是在假心假意地建设社会主义呢？各级的计划委员会应该加强。
各级党委应该由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都有一些供销机构，做一些供销业务。这些供销业务，有些是需要的、合理的，以后也还要继续做。但是，这些供销业务中有很多超出了国家计划，损害了国家计划，今后应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清理，统一调整。
我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正确地调整全民所有制的内部关系。现在全民所有制受到了一些损害和破坏，有的把全民所有制变为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县所有制、部门所有制、企业所有制，甚至变为小集团所有制。
有的把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混淆起来。有的还把全民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了。共产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全心全意地维护全民所有制，不应该允许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县所有制、部门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小集团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县，辛辛苦苦搞了好几年，盖了几个工厂，现在开始赚钱了，这几个工厂到底应该归谁所有呢？是归这个县所有呢，还是属于全民所有呢？我们说，应该属于全民所有。它的财产属于全民，产品归国家支配，利润应该上缴。这样是不是打击了地方积极性呢？我们说，这个县辛辛苦苦建立了几个工厂，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是有贡献的，是应该受奖励的。
但是，这些工厂的产品还是要由国家分配，利润还是要上缴，不能因为工厂是谁建立的就归谁所有，不能把全民所有制变为地方所有制。地方企业不是地方所有制的企业。
地方企业只是由地方管理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国家委托地方管理的。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各地方应该把这些企业管理好。 (毛泽东：对于地方利益还是要照顾。) 当然，国家在分配产品的时候，在处理上缴利润的时候，对于地方的利益、地方的需要，都应该适当照顾。
如果同过去有一个时期那样，地方上刚刚办起一个工厂，稍许赚了一点钱，中央都拿走了，地方感觉一点好处也没有，那样也不行。还是应该分级管理。分级管理要管好，各地方必须从全局观点、全民观点出发，而不能从地方观点出发。企业的管理应该如此，其他文教、卫生、科学等事业的管理，都应该如此。
地方积极性是很必要的，但是，地方积极性必须同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统一起来。
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应该怎样进行?有些同志担心这个问题。在书面报告上已经写了，就是要总结经验，提高觉悟，自觉地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统一。
检查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大家担心的是怕一棍子打下去，又弄出一大批分散主义者。这次一定不要这样搞。在党内斗争中，一棍子打下去的方法，这一次不要搞，以后也不要搞。过去那样搞也是错误的，是一种过火的、粗暴的党内斗争方法。对于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分子，还是要进行斗争。在党内来说，正常地进行党内斗争的方法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团结---批评---团结。除了极少数的贪污盗窃的违法乱纪分子以外，所有犯过分散主义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一律不加追究。以前隐瞒了数目字，现在报告出来就行了。但是，今后再发现隐瞒物资、有意作假等行为，就要按照党纪国法，从严处理。
在一般党员中间，在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去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只进行一般的教育。( 毛泽东：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 闹不闹分散主义，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是真搞社会主义，还是假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以后还闹分散主义，还想藏一手，还不老老实实，还作假报告，那就证明，这个人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是坚决地搞社会主义。
关于党的问题
关于党的问题，书面报告中写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还要专门同大家讲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说两点意见。
先说实事求是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
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另外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乱纪性质的错误。
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似乎手长一点，隐瞒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
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说老实话真的吃亏，说假话真的不吃亏吗？老实人真的吃亏，不老实的人真的不吃亏吗? (毛泽东：总有一天要吃亏的。)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 党和人民终究是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 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是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
在这里，对于那些被迫说假话的人，对于这种软弱的人，应该说几句话。毛泽东同志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毛泽东：这是对男的说，对女的说是不怕老公离婚。) 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刚才不是讲实事求是要有勇气吗？要有什么勇气呢？就是要有这“五不怕”。有了这“五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呢？因此，应该说老实话。坚持实事求是， 就是坚持真理。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注意，不要使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人吃亏，要信任他们，表扬他们。
对于那种说假话、作假报告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党内，在同志中间，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才会改变过来，才会证明老实人并不吃亏，说假话的“聪明”人是一定要吃亏的。我们希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这样做。如果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不这样做，怎么办？也有办法，我们有这么多的党员，这么多的干部，总会有办法的。就是说，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这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并且可以作出决议，要领导机关改正错误，执行正确的政策。至于有些人，由于不了解真象，估计错误，说了一些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话，这不算说假话。这是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但是，这种人既然调查研究不够，就应该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了解情况之后，再来讲话。
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允许进行打击。这是党章上规定的。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说完他的意见，即使说得不正确，也不能阻止他讲话。如果他最后仍然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还可以让他保留自己的意见。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党组织，必须迅速地改正过来，以后再不允许进行这种过火的斗争，而要按照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一套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办事。
再说一说任务和政策矛盾的问题。
假使上级机关提出的任务同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发生矛盾，怎么办？有的同志说，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要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是很好的，但是，沉重的任务一来，这些好的政策都吹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正确地加以解决。
有这样一种情形，就是领导机关提出的任务，确实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不可能完成，而且要求又过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领导机关应该减少任务，要求也不要过急。
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任务和政策应该统一起来，又要完成任务，又要执行政策，两者都要，不可偏废。即使两者有某些矛盾，任务也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但是，过去的经验证明：谁执行群众路线好，谁的工作做得好，谁对政策也执行得好，任务也完成得好；谁执行群众路线不好，谁的工作做得不好，谁对政策也执行得不好，任务也完成得不好。
有的同志说，凡是任务和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只执行政策，不必完成任务。这是不行的。只完成任务，不执行政策，也是不行的。两者都要，这就为难了。同志们，是为难呀，谁要你做共产党员呢？做了共产党员，就有这些为难的事情。哪有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困难的呢？举征购粮食的例子来说。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当然，过去我们的工业办得过多，工人招得过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过多，要下决心精减。去年已经减少了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其中有近一千万职工，今年上半年还要减七百万人，其中职工五百万人。但是，即使如此，国家每年还需要征购八百多亿斤粮食。( 周恩来：需要八百八十亿到八百九十亿斤。) 怎么办？到外国买，吃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大家是不高兴的，但现在还得吃一点，今年还准备进口四百万吨即八十亿斤粮食。需要是八百八十亿斤，除了进口八十亿斤，势必还得征购八百亿斤。八百亿斤，农民是不愿意拿出这么多的。这里就有矛盾：八百亿斤的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这就要做好工作，好好向农民说清楚，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民是可以多拿出一些的。要告诉农民，如果不拿出这么多的粮食，城里人没有饭吃，工业搞不好，国防搞不好，反过来也影响农业，农业也搞不好。因此，农民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出来。
另外，国家再向外国买一点，这样来解决粮食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征购八百亿斤左右粮食的任务本身，也是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同照顾农民利益的政策有些矛盾，两个政策有矛盾，但必须统一起来，求得统一的解决。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另一方面要想些其他办法，(毛泽东：增加生产，多种蔬菜，实行瓜菜代。)使矛盾得到统一的解决。
不只粮食问题如此，其他任务也都有这种情形。凡是确实超过实际可能的，要修改任务。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任务，为了长远利益，为了整体利益，应该尽力完成任务，并且要执行政策。这里是有很多困难的。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我们的干部，就是要学会完成这种困难任务。就是说，既完成了任务，又执行了政策。大家不是都说要力争上游吗？这就是上游。只完成任务，不执行政策，那不叫上游。(毛泽东：中游。)只执行政策，完成不了任务，也不叫上游，只能是中游或者下游。政策执行得好，任务又完成得好，矛盾得到统一的解决，群众觉悟提高，情绪也好，这才叫做上游，这才叫做有干劲。以后，在工作中不是没有上游可争了，还是有很多上游可争的，而且比过去争上游要困难得多。过去只争“黑夜当白天”、“苦战几昼夜”，那个上游是容易争的。而争这个上游，却真要有点本事，真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地争上游，是应该受奖励的。
同志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十二年了。
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也四年了。在这个时期内，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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