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农村？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几年，政府取消农业税，又搞了“农村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减免学费等改良。2005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到现在，4年时间就快过去了。工友们，你们的家乡各方面有什么变化呢？ 在我看来，单单“生活宽裕”这一条能不能做到，就很可疑了。工友们在外打工，都非常辛苦，遇事常常要忍气吞声。多数工友都会想家，一到春节就急着订车票，因为家乡才有亲情和温暖啊。让我们想像一下，如果工友们都能在农村找到出路，能够创业，生活得有保障（就算不那么“宽裕”吧），不一定非要外出打工不可……结果会怎样？ 我相信会有大批工友要返乡（不是像去年底那样因为经济危机，找不到工作而返乡）。既然在家乡有出路，能够生活得好，为什么非要在血汗工厂里忍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剥削呢？结果，一场真正的“民工荒”将会席卷城市和各地的工业区、开发区。老板们将叫苦不迭：“这工厂开不下去了啊！”因为找不到工人给他做工，就算找得到工人，也不再是过去那样廉价的劳动力，老板们将不得不支付比以前高得多的工资。各地政府呢？一定都心急火燎…… 这就是我不看好“新农村建设”的原因。 小议童工 第23期《通讯》转载了《四川凉山逾千童工“批发”东莞》的消息。事件骇人听闻，令人痛心。各方评论也不少。可惜绝大多数评论不能让人信服，不管是关于童工泛滥的原因，还是根治童工的办法。 是因为穷吗？ 说到穷，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不然为什么我们要辛辛苦苦出来打工。穷就是那根驱赶着我们的鞭子，也是抽在童工身上的鞭子。 农民进城打工，是因为穷，在农村又没有活路。凉山的农民更穷，父母也希望子女出来打工。有些父母甚至穷到把孩子卖给工头：“孩子留在身边可能饿死，跟工头出去说不准还能闯出个样子来；卖孩子换来的钱可以给家庭带来一点帮助。”难怪一名被解救出来的童工哭着说：“我不想回家，爸妈把我卖了！” 但也有人问道：80年代以前不是也很穷吗，怎么那时就没有童工？也没有满街的妓女？…… 因为“无法无天”？ 这年头，一出什么坏事，报纸就异口同声地喊：法制……有人说：法律不健全。有人说：法律是颁布了，可有法不依。工友们确实深受其害：如果职能部门都能够负起责任，如果法官能公正断案，那多好啊。可惜现实中到处“行政不作为”……但愿有一天工友们不必再为维-权跑断腿，连带吞下一堆白眼和怨气。但脑筋还是要转转弯：为什么职能部门一碰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事就“行政不作为”，对别的事——比如查暂住证、计生证——可就积极得很呢？ 皆因劳动密集型？ 南方都市报在报导东莞童工事件的同时，发了篇妙文，叫《有民工荒就会有童工潮》，说“童工潮”源于企业主的利益驱动。童工便宜，听话，肯吃苦，每月能工作300小时以上，无需休假福利劳保。民工呢？工资低了不干，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保护，工资逐年上涨，还搞出个民工荒。人工成本高了，企业主就找童工代替，童工不够用了，“只能动用奴工”。 童工的那些“优点”，以前一向被当作“农民工”的美德。莫非这年头人心不古，农民工的美德一年年丧失，企业主们非常痛心，于是找童工，甚至奴工，来拯救传统美德？ 文章像在指责企业主，因为“利益驱动”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农民工那点工资他嫌太高，要用童工；还不够，就“动用”奴工。真可怕呀，难怪从头到脚滴着血和肮脏东西！怎么办？是不是该狠狠打击？…… 才不呢！作者接着说：老板赚多了，工人工资才能高些，所以企业主们应该努力赚得更多！要升级，转型，做利润更高的产品；别再劳动密集型了，要高科技，“当童工无法站在操作台上操控复杂的机器，处理变化多端的流程时，他们自然会从劳动力市场上退出”，并且认识到“上学比打工更有用”呢。 这位信口开河的作者平时一定不读报，不上网，所以连“大学生就业难”这样老掉牙的新闻都没听说，只会拿“产业升级”当万金油。其实，《劳动合同法》施行，舆论称它有助升级时，很多老板就叫苦：你说“升级”就能升级吗？是不是要完全淘汰劳动密集型企业？全国都高精尖，大伙上哪儿打工去？……让我们再读一读最新报导：“广东斥资400亿帮助港企省内迁移”。原来，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是要关闭，政府在帮忙它们搬到省内其它地方去呢。我们还不清楚童工是不是也要跟着搬过去。 发展的阵痛？ 还有别的许多怪论，比如“这是改革的阵痛，发展的阵痛”。有个律师甚至说：童工问题不是中国特色，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各阶段，都出现过。这等于在暗示——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结束以后，“痛”过以后，这些不愉快的问题自然都会消失。 没人否认美国是最发达国家和法治国家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美国中情局1999年报告，美国每年输入5万名妇女儿童，作为娼妓、受虐待的劳工或佣人，最小仅9岁。 1998年，美国儿童贫困率达18.7%。目前，美国有13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比1979年多300万。15.2%家庭的儿童忍饥挨饿，有16.3%的家庭6岁以下儿童没有足够食物。上百万儿童到处流浪，处境险恶，其中40%不到5岁；20%挨饿；25%的流浪儿经历过家庭暴力。 在美国，至少29万儿童受雇于环境危险和条件恶劣的工厂、矿山和农场。其中8％是农场童工，经常一天工作20小时，并冒杀虫剂中毒、受伤和终生残疾的危险，职业死亡人数占40%。每年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童工侵权案件估计有100万件。 我们是活在一个文明社会， 还是一个野蛮社会？ 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估计，全球约有2.18亿童工，其中5～14岁童工至少1.65亿。如果把1.4亿15～17岁从事“经济活动”的青少年计算在内，童工和童佣总数超过3.5亿。他们绝大多数从事条件差、报酬低、风险大的脏、苦、累活。此外，估计全球有1亿儿童流落街头；840万儿童被拐卖、充当奴隶或被迫从事色情服务；每年有2.2万名童工死于各类工伤事故。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漫谈 “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这是曾经流行的顺口溜，但现在，博士生找工作也未必容易。2002年，145万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4.7％；2006年毕业的四百万大学生半数失业；去年的大学毕业生，至少有百来万人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甚至使大学生找工作更难了，因为以前很多企业任意设置很长的试用期，低薪雇佣大学生，新法则收窄了这个空间。 我国高校从1999年起扩招，已留下2000亿债务，教育质量却落后而且滑坡，不论教学内容或手段都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同时，教育越来越产业化，成为赚钱事业，学杂费则成了学生家庭的沉重负担，甚至有父母亲因为没钱交纳孩子读清华大学的学费而自杀，事件震惊社会。此外，近两年还因为文凭问题发生多起大规模的学生闹事。社会的阶级分化、贫富分化，在大学当中也有鲜明的反映。马加爵就是典型的、勤工俭学的贫困生。于是，“助学贷款”、“贫困生缓交学费”等救急膏药纷纷出笼。 不论在新旧体制下，也不论中外，读大学都是底层人民努力使其后代改变境遇、侪身社会中上层的狭窄通道之一。这个通道今天更窄了。大学生求职难，薪酬则逐年下滑。结果“大学生争聘搓澡工”、“大学生、农民工与下岗工人抢饭碗”的报导纷至沓来。有调查称：六成以上的大学生对就业现状不满，主要是待遇太低，此外还有专业不对口等问题。 现在，大学生就业成了每年两会关注的议题。政府对此也很头痛。中央14个部曾经联合发出《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拿得出手的措施有：用财政拨款帮大学生购买失业保险，交纳失业保障金；劳动就业机构免费登记和介绍职业；组织参加职业培训或就业见习，等等。此外就是鼓吹“创业”。至于组织大学生到乡镇甚至村委会任职，或到内地工作，则被学生讥为“下乡”、“开发大西部”。 许多舆论劝导大学生破除“精英意识”，不应期待过高，先找工作再说。更有高官发话：大学不是培养贵族的地方。我们当然要反对精英意识、或“天之骄子”意识，但必须指出：在当前，供养大学生的费用并非由社会承担，而是主要由个人家庭承担，因此，大学生想找到报酬较高的“好工作”，是合情合理的。假如社会不能为人民提供良好的教育及工作，毛病应归咎于社会，而不是学生。何况学生的教育水平和思想问题本来就跟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 但“毕业即失业”正如童工现象，都不是本土特色。随着农村破产、韩资外移，经济低迷，韩国大学生失业率攀升到40～50％。许多人害怕沦为无业者，结果跟中国一些大学生一样，延长在校就读时间。在美国，尽管程度轻些，但经济衰退也冲击着大学生就业率，薪酬也在降低，许多大学生慨叹“找工作比我想像的要难得多”。而在海峡对岸，从1995年至今，台湾教育改革的十多年里，大学生失业人数飙升了三倍多。老板们和媒体则讥笑他们是“草莓族”，不像大陆工人那样“听使唤，肯吃苦”…… 为利润而生产？为需要而生产？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设备的改进，现在生产同样多的物质财富，比过去更快了，花费的时间和人力更少；或者在同样时间里能够生产出更多财富。 这意味着，假如维持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数量是一定的，那么，随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只要花费越来越少的时间就能够满足生存所需了。 也就是说，生产力越发达，工作日越要缩短才对。当然，人类的生活水平应当不断提高。而当代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也足以保证人类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缩短劳动时间。如果生产力控制在全体劳动者手中，劳动者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决定：如何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按什么速度提高生活水平，如何保证和改善劳动条件，如何一步步缩短工作日，从而把更多时间用于休息、娱乐、学习，以及从事各种创造性的活动。但现实正相反：大量超时工作、裁员、减薪成了世界潮流；全球有10多亿贫困人口，9亿人陷于饥饿；联合国粮农组织说，随着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2007年和2008年全球的饥饿人口总数分别增加了7500万和4000万，达到10亿多人；就连美国这样最发达的国家，还有两千多万人吃不饱饭，占国内一成人口。而为了推销商品，老板们费尽心思大做广告，尽力刺激人们的购买欲，即使这些商品对顾客来说本来并不需要。巨大的广告开销则造成了财富大浪费！ 饥荒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让大量的良田休耕，由政府给予补贴。为什么呢？因为粮食生产“过剩”，继续生产无利可图，还会促使粮价下跌！ 我们常常会看到学者教授撰文、或者管理层和老板在裁员和逼迫国企工人下岗时说：“现在生产信息化、自动化，技术设备日益先进，不要这么多员工！”为此需要“优化组合”、裁减“冗员”……他们决不会说“生产力这么发达，现在你们每天可以少干几个钟头的活了”。为什么呢？ 因为商品经济的基础是：少数人控制着大量生产工具，为利润而生产；他们迫使工人为他们劳动，骑在劳动者的头上彼此竞争。不管黑猫白猫，能捞到钱的就是好猫。生产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增加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削减工资福利，都可以使老板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从而扩大资本。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对老板来说，也是服务于同样目的：生产更便宜的商品，打败竞争对手，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超额利润。工人不仅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反而会被先进的机器所淘汰。1970年代以前，美国西岸原有9万名码头工人，自从大量引入货柜技术，码头工人的人数已减至1万。2002年，资方试图把码头工作外包，以削减工人和削弱工会，最后触发美国西岸29个港口上万名工人实行大罢-工和封港，震撼全球。 为利润而生产还带来其它可怕的结果：漠视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不择手段地坑蒙拐骗、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大量使用可致癌的激素或其它有害物质来养殖水产和畜禽；把各种有毒化学品添加在食品里……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这种制度：生产的目的不应当是为了利润，而应当是满足人类的需要！ 你还敢狂？——“末位淘汰制”风暴 一、末位淘汰制进入各行各业 大约从1999年开始，“末位淘汰制”开始在各行各业盛行，据说它能在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故为许多企业所采用。 1999年8月20日，北京市房地产大腕“现代城”的销售部门有4名销售副总监带领手下数十名员工集体跳槽。跳槽的根本原因是：公司评定销售业绩的“末位淘汰制”令员工感到压力太大，人人自危——每三个月，“现代城”就对所有销售人员做一次业绩评定，据以调整职位。业绩最差的销售副总监自动下降为普通业务员，业绩最好的业务员则自动上升为副总监。 该制度也被引入政府机关，运用在公务员身上。不少报纸鼓吹该制度“打破铁饭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各级领导纷纷召开“末位淘汰动员大会”。媒体上报导了很多成绩和进步事例，但也出现不少问题：考核标准不一，领导的意见至关重要，结果阿谀奉承之风更加盛行；为免遭淘汰而极力排挤别人，彼此猜疑、防备，毒化了人际关系；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山东某工商局被淘汰而停职的人员因为不服，最后揣上钢刀找局长算帐，砍死了两个办公室人员。 末位淘汰制还被引进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成绩不好的本科生要转读专科；班级成绩排在末位的教师要辞退；等等。兰州市某中学一位大学刚毕业的新任教师因此精神恍惚，最后发病住院。2004年，北京大学硬性规定每年淘汰2％的学生，引起社会强烈争议。之后，该校又把教师纳入“末位淘汰制”，淘汰率20%以上。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公务员（或政府部门）不宜实行“末位淘汰制”，但普遍赞成在企业实施。 2001年底，IT大公司掀起裁员风暴，以“末位淘汰制”与减薪方式进行。联想集团与FM365网站曾就人员优化工作发表声明。联想集团称每年都进行末位淘汰和人员优化，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常规工作要求。据说，人员淘汰率达5%左右。 如果你不能体会到藏在这些数字和文字背后的冷酷，那么接下来，我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谈，“末位淘汰制”是怎样摧残人性的吧！ 二、我与末位淘汰制结缘之感 进入这家上市公司才几个月，但“老大”却已换了好几任。估计是看不到快速的成效，上头就想通过换领导来冲击一下。俗话说新官上任要点三把火。这次我们几个职员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又要如何被折磨了。唉！早就听闻这个老大多么多么会折腾员工，然后再“改朝换代”。 果然，一上任就宣布我们部门要实行末位淘汰制。绩效排在尾巴的那位，请自动离职，因为你的能力不行。很快，我们部门原先那种友善、欢快的气氛就被紧张和猜忌的阴影深深笼罩住了。谁都不愿成为末位，谁都害怕被淘汰。半个月后，总体成效很快出来了。但谁会知道，那是我们部门每个人加班加点熬出来的啊！大家每天都是熬到凌晨一两点，实在太累了，整个身心都疲惫。想着家里经济的压力，就死死的撑住吧。到月底了，总有一个人要出局，虽然结果不是我，但是，真看到熟悉的朋友黯然离去，留下的人不免都有些罪恶感。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我们无意之中排挤了她！静下来想想，这罪恶之源在哪？其实我们都被“老大”的所谓“二八”理论（只要1～2个关键人可以完成任务，其他人以她们为榜样，一样可以做好）给忽悠了。我们拼死给他做，有了成绩，老大就可以往上调了。我们队伍呢？人数却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最后，我毅然离开了这家没有人性的公司。 三、末位淘汰制——非法行为 《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正式施行。注意：末位淘汰制已成非法行为！新法对目前用工制度有四个方面的明显冲击： 1、企业招聘工人时，要如实讲明各种待遇。首先要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随意用工是非法的。 2、“末位”不能成为“淘汰”的理由！《劳动合同法》已删去“双方当事人可约定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这一条。用人单位要终止劳动合同，只能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所列举的如下情形： ㈠劳动合同期满的； ㈡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㈢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㈣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㈤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劳工待遇不能是企业单方面制定，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 4、涉及到劳动派遣的，派遣方和用人方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小资料—— 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考绩法》规定，公务员每年考核一次（年考）；每三年综合考核一次（综考）。年考列为差等的，解除职务，人数不得少于一个机关公务员总数的2％。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这类法令来改良官僚制度，但毫无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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