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小节（续）：夺权的继续----七千人大会之后至文革前 ...

三．四清运动---新的夺权模式

关于“夺权”，人们往往联想到文革期造反派“夺权”，孰不知在文革之前，刘邓俱乐部也进行过类似的“文革夺权”，即刘邓俱乐部通过“大四清”运动在全党全国范围内进行夺权，只不过因为主席发现得早，这次夺权被迅速扑灭而遭到失败。“小四清”运动和新“五反”运动是经济恢复和生产关系改善的模式，并不是政治夺权模式，是针对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经济恢复）而采取的英明之举。运动在后来被刘邓俱乐部异化为“大四清”运动时，才成为他们政治夺权的工具。

随着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单干风得到彻底纠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得到巩固，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文化普及）提上议事日程。面对苏联变修和大跃进以来使得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变修和阶级斗争在国内仍然尖锐，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迫在眉睫，要求迅速树立大批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的典型。在1963年，主席掀起了轰轰烈烈农村“四清”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统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前期的“四清”又称“小四清”，即在农村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五反”即在城市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刘邓俱乐部将计就计，重施“移花接木”的伎俩，将“小四清”运动和新“五反”运动转变为“大四清”运动（历史上称之为“大四清”: 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刘邓俱乐部势力几次大扩张的历史表明，只要刘邓俱乐部一坚持“极左”，他们的势力往往会得到快速的膨胀。在主席将社会主义教育这股大火烧旺后，故技重施，迅速将农村“四清”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转变为对全党、全军和全社会的“大四清”运动，而刘少奇夺得了这次“四清”运动的统帅职位。刘少奇利用这次机会，短短两年(1963年---1964年)之内，使自己的个人威望陡升，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威服四方，已经能够在公开场合直接批评主席，打断主席的讲话和对主席的明确指示置若罔闻。如果“大四清”运动在政治上任其发展下去，主席很快被夺权并不是天方夜谭。

有关“四清”运动在很多文章中有详细说明。这里只谈几点。

1.       前期农村 “四清”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

在1962年9月底结束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主席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从1962年底，社会主义教育首先在河南、湖南两省开始试点，然后，其他一些省份也陆续跟进。在农村，主要开展的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的“四清”运动；在城市，主要开展的是“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1963年2月11日-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湖南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和河南保定的“小四清”经验被推荐到全国。

1963年5月：主席召集中央局书记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召集会议，通过了主席反复修改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开始指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1963年9月-11月：主席亲自抓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

从1962年底到1963年11月，这段时间属于刘少奇发力的准备期，刘邓俱乐部总体上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动作，他们只是在帮/等主席把这把火烧旺，在准备把这股运动大火从经济层面引烧到政治层面。

2.       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桃园经验”是刘邓将四清运动从“小四清”转变为“大四清”运动的关键。换言之，有了“桃园经验”才有了“大四清”运动。

桃园经验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半年时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在桃园经验中，“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按照“桃园经验”的方向，“四清”运动自然就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就不仅仅局限在农村基层组织，而是变为对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的“四清”运动。

1964年6月-8月，在“桃园经验”出炉不久，刘少奇携夫人先后巡视了14个省市，作“桃园经验”的报告。所到之处，反响“热烈”。

这样，在刘邓俱乐部的努力和争取下，主席被迫同意推广“桃园经验”。1964年9月11日，桃园经验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决议-《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在全国推广。“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刘少奇的掌舵下开始按照刘邓俱乐部的意志进行，刘邓开始政治夺权。

3.       威服中央各路诸侯---刘少奇挂帅上位

在刘邓的运作下，1964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五反”“四清”运动指挥部。1964年8月初，也即是“桃园经验”全国巡演接近尾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五反”“四清”运动指挥部。作为运动指挥部的统帅，刘少奇自然将“桃园经验”在全国推广，“五反”“四清”运动自然也就变为“大四清”运动，开始全国的夺权运动。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召集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刘少奇的“领袖”风范展现得淋漓尽致。据与会人回忆，在刘少奇没登场之前，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落座就位，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周恩来引着刘少奇走到主席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话，他没有落座，而是背着双手，在主席台上走来走去。在会上，刘少奇公开批评主席调查研究的那一套过时了，不行了。他说：搞运动，开调查会的方法，找 谈话，已经不行了；不蹲点，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又说：现在敌人利用这个《后十条》来顶工作队，第二个十条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以后不要强调了。据与会者回忆，在大会上刘少奇“出轨”的地方很多。最后，刘少奇带着“皇帝”的口吻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这句话，似曾耳熟，邓南巡时的流氓话“谁不坚持改革开放，谁就没有好下场”。整个会议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但给与会干部造成的震动却是非常大的。会议之后，大批干部纷纷下乡蹲点了。军队方面也不例外，到1964年12月， 全军下去蹲点的干部达30747人,其中省军区系统 15720人,师职以上各级领导干部773人,将军67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都带头下去蹲点。张爱萍将军也因此弄出了一个“方巷经验”。

4.       斩周林威服地方各路诸侯---贵州“四清运动”

贵州“四清运动”是桃园经验的升级版，沦落为政治清洗的工具。“四清”的对象已经不是某一个村，某一个大队，而是贵州省委、市委和地委。

刘少奇主持了《后十条》的修改，形成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取代原《后十条》。这样领导“四清运动”的工作组织不是来自于基层组织，而是来自于上层干部的派选。

1964年10月7日，根据中央指示，李井泉从中央国家机关、四个大区和军队抽调2000名工作人员，组成工作团，在贵州省进行“四清”工作，团长为西南局常务书记李大章（注：刘少奇的人马）。对全省区以上的领导实行层层夺权。文献记载，贵州的这次“四清”夺权是在刘少奇的授意下进行的，夺权的理由是“包产到户”，“根子烂了”,“小台湾”。

在经过两个月“四清”之后，贵州省的领导班子基本被全部换掉了。作为贵州省一把手的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被免去。地、州、市、县的领导班子也遭到大规模的清洗。

贵州“四清运动”让各路地方诸侯魂飞魄散，纷纷向刘少奇效忠。以前在七千人会议上与刘邓对着干的王任重和柯庆施也不得不调整姿态，纷纷向刘少奇靠拢。刘少奇的威望达到顶峰。然而，事物到了极端，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没过多久，刘少奇的威望开始下滑。

5.       主席面前摆棋谱---叫板主席

前已提及，到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个人威望如日中天，再也不用看主席的脸色。

1964年8月下旬，当主席得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对刘少奇的《后十条修正草案》表示异议时，很高兴，指示暂缓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吩咐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接到北京开会，重新讨论刘少奇的意见。结果让主席失望，被迫暂时让步。8月30日，主席在会上公开了他对王光美的不满，在座的各路大员没一人接他的话茬，刘少奇对主席的话也当作不知，继续重申其意见。结果，“造反派”李雪峰主动向刘少奇检讨了，柯庆施、李井泉也支持刘少奇的意见，主席再次成了“孤家寡人”。

1964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破天荒地没有通知主席参加会议，当然他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主席得知后，在会议开始时，不请自到。会上，主席讲话，刘少奇不断插话，旗帜鲜明表明自己不同意主席的观点。

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刘少奇借口“贵州的根子烂了”，利用“大四清”运动在贵州省进行大规模清洗中高级干部，不可避免地伤害了邓小平和贺龙的利益，并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使得刘邓俱乐部出现裂痕。正如主席所言:一线二线做法结果造成了很多“山头”。邓小平是原西南局的第一把手，贺龙也是西南局的老领导。正如贺龙所言：你说贵州烂了，你把原西南局领导置于何地？如果刘少奇要把根继续挖下去，岂不要挖到邓小平和贺龙头上。因此，1964年12月底，当被夺权的周林的申诉报告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当即批给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报告主席。主席抓住刘邓俱乐部这一暂时的裂痕，联合周恩来、朱德等人，迅速出招，破解了刘邓俱乐部的“四清”围剿。当主席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出现在会场（注：1964年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时，刘少奇的败局已定。会上刘少奇被迫检讨。如此一来，刘邓俱乐部通过“四清运动”模式进行夺权的图谋遭到了彻底的粉碎。

从此后，刘少奇再也没有了与主席抗衡的能力，剩下的只能是等着接班。然而一切都晚了，刘少奇与主席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正面冲突，让主席对刘少奇彻底失望，正如主席自己所言：感觉必须把刘少奇换掉。自己花了近20年时间辛辛苦苦培养的接班人最终被自己亲手废掉，主席所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1957年前，刘邓一直是主席的“得意门生”，他们表现为紧跟主席，为主席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立下汗马功劳。1957年以后，终因世界观的不同，与主席渐行渐远，在个人私欲膨胀下，竟萌发“架空主席”的念想并付诸实践。好在是主席，换作另一人，不知要掉入多少次他们设下的陷阱，早就取而代之了，最明显的例子：邓小平取代华国锋，轻轻几招就将华踢出局。主席对刘邓的培养，不可谓不呕心沥血，不可谓不含辛茹苦，不可谓不手把手教。然而，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一旦长成，反而噬母。实在可悲可叹。

刘邓的蜕变不可逆转使主席明白一个道理，一旦自己离世，刘邓必然走修正主义。而且，他们当时的势力又是如此强大，单靠社会主义文化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此，主席必须在自己离世前，把刘邓俱乐部连同它产生的根源（文化）一起摧毁掉。要达到这一目标，非文革不可！对主席而言，要保护社会主义制度，要使人民免受二茬罪，则必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首先要被革掉的只能是刘邓俱乐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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