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三.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社会主义大众民主 当我们现在谈“民主”、谈“集中”的时候，总有种言之无物的感觉，这也许资改派长期故意歪曲、隐瞒民主集中本义或将之虚拟化的结果吧。其实，主席早已给民主集中赋予了具体含义，并终其一生实践着民主集中原则，而民主集中原则也成为主席事业无往而不胜的根本保障。我们常说“主席一生光明磊落”其实就是指主席一生行为办事方式光明磊落。只有民主了，只有集中了，才能光明磊落。主席逝世前几年总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而这正是主席一生坚持民主集中的鲜活写照。 说到这里，笔者想借此谈一下主席的遗嘱话题。所谓遗嘱其实是人在逝世前留给后人的一种嘱咐、愿望和交代。政治家的遗嘱称为政治遗嘱。作为常人，一般人在逝世前总是要絮絮叨叨给后人交代。即使作为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是要早早地备好自己的遗诏悬挂“光明顶”上。主席逝世前留下了什么政治遗嘱？我们知道，主席一生旗帜鲜明、光明磊落，所以他的政治遗嘱不可能是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主席一生办事严谨、生前批阅任何文件都是把自己的意图表达得清清楚楚，以免产生歧义，所以在政治遗嘱这件事情上，绝不可能草率地把一张小纸条上的含含糊糊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当作自己的遗嘱。否则，主席一生的批示何止上万，难不成成千上万的接受过主席批示的人都是主席的指定的接班人？；数学网友曾分析过，主席对他自己想要做的事、观点和看法都是不停地讲，反复地讲和不同的人讲。由此可以断定，“你办事，我放心”绝不可能是主席的政治遗嘱，如果真有这个批示，最多是交代华国锋去做某一件具体事情时表明的态度，根本不可能歧义到要指定华国锋当接班人。换言之，主席在离世前夕，在接班这件事情上仅是做了一个局，这个局是尽最大可能保存“文革政权”的存在，对于后面的发展只能看“天意”。可是“天不怜中国”，上天也妒忌主席这一天才布局，故意在人的因素上进行捣乱，结果使得文革政权在主席逝世后两年自然消亡。 华国锋不仅是“老实人”并不“老实”，而且简直是“政治弱智”； 汪东兴简直就是一个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常人，枉费了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栽培； 叶剑英天真地把主席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对他的勉励错当成了主席对他能力的高度欣赏。笔者看来，他根本够不上“诸葛、吕端”，在文革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表现得确实不可恭维，可以说是糊涂透顶，被华国锋利用。孰不知，他本人就是因文革而发家的。在文革前，相对于其他中央领导，在政治上，他仅是一个无名之辈，否定了文革，就等于否定了他自己。因此，毫不奇怪，在邓小平上台后没几年时间，他被邓“体面”地赶下了台，告老回广东终老了，剩下的只有巴望着等着邓来对他“报恩”，而邓，这位曾用杆子捅过赫鲁晓夫的人，对他的“报恩”是迫不及待地在这位文革头子的老家广东省制造了中国第一根资本主义杆子 --- 深圳特区，一根不够，还要紧接着再造两根 --- 珠海特区和汕头特区，并用它们狠撮躲在老家的他，结果让这位文革头子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怪不得他晚年一谈到主席总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确实是后悔不迭，后悔把主席希望他保护文革政权的期望误解为“托孤”。这不是糊涂，又是什么？！有人感叹邓说的“上海开发晚了”，其实这只是邓的惺惺作态而已，不可当真。如果真把这句话当真，那是高抬了邓，1980年的他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当时他的政治能量，因为否定了文革，所以只够欺辱叶剑英这位文革头子。 “四人帮”前面已论述，这里就不多谈。在主席“蜜糖水”里泡大的他们，过度追求纯之又纯的信念，“拒绝”团结党内其他同志，忘记主席的苦口婆心的劝诫“要团结，不要分裂”，结果在政治斗争中根本没有自卫能力。笔者实在想不通，江青同志竟然连汪东兴也不能团结到！王洪文同志竟然“不理会”叶剑英伸出的橄榄枝！ 那么，什么是主席留给全党全军全民的政治遗嘱呢？这个遗嘱必定是主席逝世前的几年经常讲的，而且是在重大场合讲的，要在全体中央高层领导在场的时候讲的。由此推断，主席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遗嘱只能是：“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很遗憾，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执行主席的遗嘱，完全违背主席的遗愿，捏造一个所谓“你办事，我放心”的遗嘱把江青等革命派一网打尽。所谓老实人并不老实！对于主席生前是否预料到这一幕的发生，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有所论述，其他作者也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主席逝世后的历次政治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违背主席的遗愿，看到的只有阴谋诡计，只有修正主义，只有分裂，只有独裁，没有光明正大，没有马列主义，没有团结，没有民主。比较有名如“粉碎四人帮”，“赶华国锋下台”，“赶胡耀邦、赵紫阳下台”，“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邓南巡”，到去年的“倒薄”…… 接前面，我们知道，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那么主席是如何进行党的建设？主席采用了民主集中的原则，民主表现为鸣、放、辩论，集中表现为“整风”，针对错误的风气、错误的路线在相应的不同层级采用鸣、放、辩论的方式集中进行整改，统一全党的意志。民主集中原则在党内的实践：著名的包括“延安整风”，“高饶事件”，“两次庐山会议”（后一次发生在文革政权刚建立后不久）和“七千人大会”（详细经过请参阅相关资料）。民主集中原则在党外的实践包括有著名的“三反”、“五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反右运动”。“三反”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民主，发动他们“鸣、放、辩论”，集中是指集中起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直至形成意见；“五反”对广大群众实行民主，发动他们“鸣、放、辩论”，集中是指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直至形成意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党外人士和群众实行民主，发动他们“鸣、放、辩论”，集中是指对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民主监督，直至形成意见。由于当时主要是通过报刊、杂志、媒体来发出声音，所以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参与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群众压根发不出声音。由于当时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决定了这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注定引发“反右运动”。“反右运动”是对人民群众民主，发动他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是指对右派进行深入揭露，直至形成意见。在“反右运动”中，主席意外地找到了人民民主集中的灵丹妙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是人民的民主真谛，后来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斗”最主要最核心的武器，并被写入到75宪法。下面将着重探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反右运动和黄炎培的黄氏“民主监督”之间的内在联系。 黄氏“民主”说局限性和主席的民主概念 对中国政治关心的人一定熟悉所谓的黄炎培与主席的“窑洞对”和黄氏“周期律”。当然，把之抬高到诸葛亮的“隆中对”却是不能服众。在这个“窑洞对”中，黄炎培问问题，主席答问题，然后黄炎培当先生判卷。按主席的“进京赶考”话来说，说黄老当先生也未为不可，主席本来就一直倡导共产党在群众面前要当学生。如果单独把黄老拔高，动辄称之为帝师，则有失公允，想必黄老本人也不会答应。 根据黄炎培的日记，1945年 黄炎培的问题是：“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主席的所答是：“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的判卷评语：“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6年之后，1951年黄炎培重新改了他的评语：““对大众紧密联系，对己自我批评，这些武器，会从人群中放出万丈光芒。只有流水是不腐的，事实已经证明，并不是 夸张。到今天，我识得了，当时延安一席话，我估计过低了；我所得到的答复，是正确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好政府才会长久’。” 又过了1年，1952年8月4日，黄炎培终于得到机会，当面向主席表达他对当年“窑洞对”的拜服。 由此看来，象黄炎培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研究民主几十载的知识分子，在“窑洞对”时，自认为找到了民主的答案来考主席，最后还是主席给了他什么是民主的真正答案，并用共产党的实践让他理解了答案的真正含义。因此，与其说黄炎培是主席的先生，还不如说主席是黄炎培的先生。这让笔者联想到“毛粒子”，由此看来，说主席是真理的化身并不为过。也许主席有他的局限性，但这个局限性是非我辈所能认识到的，或者说他的局限性仅限于宇宙之外，而非宇宙之内。正如我们应用牛顿力学或相对论来或能量守恒定律等等不能解答出问题的正确答案时，我们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看是否自己认识是否不够深，是否收集的信息不全面，是否自己的推论合乎逻辑。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说定律理论错了或有局限性。我们闹出的这种笑话还少吗？比如永动机、水变油等。 1956年，主席又谈到了民主，不过这次谈的是民主的阶级性“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1957年的“双百方针”鼓励党外人士提意见，最后演变为反右运动。因为，按主席的话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实际是一批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而且，由于提意见的载体没有选择好，只是些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用上的载体如报纸、杂志等媒体，所以参与“双百方针”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声音集中起来就成了为资产阶级招魂喊冤，控诉共产党的恶行，把“社会描绘得一片漆黑”。主张“轮流坐庄”，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本来主席希望他们提意见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结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次失败可以看出黄炎培1945年“民主”学说的局限性，和脱离实际而不可操作。但是，正如一位右派所言，这次鼓励党外人士参与的“双百方针”运动实质是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提倡的口号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统称为四大）恰恰来源于因为这次知识分子参与的“双百方针”运动而导致的“反右运动”。“四大”是主席对人民民主的最终定义，自此后，主席对民主的定义 --- “四大”再也没有变过。 结合主席的两段谈话，主席认为的民主是“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民主是“一种手段，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民主作为手段的确切定义由原来的“监督”延伸为更为具体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用“四大”进行监督。在这个定义中回答了民主的主体是人民，民主针对的对象是政府、国家、共产党，民主执行的方式是“监督”，民主的服务对象是“经济基础”，即民主的阶级性。真正的人民民主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也只能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文革前，民主的概念在主席的脑海里已经非常明确和系统了，即上面所阐明的民主是一种手段，手段实质是“监督”，“监督”的表现方式为“鸣、放、辩论、载体”。主席给我们的“民主”定义就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定义，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才是我们左派应该坚持的民主的概念。并应用这一真理去发动组织群众，为批判或捍卫某一对象而“集中”。比如捍卫“文革”，我们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批判“改革开放”，我们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而不应该被敌人的所谓“民主“定义牵着鼻子团团转，玩起文字游戏，弄成敌我不分。 正如禅师所言“大鸣、大放”为收集信息，“大辩论”为整理分析信息并形成统一意见，大字报为信息的传载体。“大辩论”中包含有“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 国家的权力通过“四大”实现交替（夺权）。四大被写进1975年宪法内，由此可见主席对四大的重视非常高。文革的实践证明，四大是社会主义不变色的根本保证，这一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也非常清楚，所以当他们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剔除出1978年宪法。 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正反经验告诉我们：主席为我们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真理，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文革政权）实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今社会，我们同样要创造一切条件、想方设法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唤醒群众起来推翻这个“特色”的法西斯资本主义（注：特色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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